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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之價值

2015/4/3 — 18:04

香港近年有股喜談「實際」的政治風氣,尤其政治上的右翼本土主義,最愛攻擊傳統民主派和社運人士「離地」,說他們空談玄想,脫離實際。相反地,他們則提出「本土自決」、「勇武抗爭」、「獨立建國」等諸多理念,並且以「反蝗」等一連串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的務實。究竟這些口號和行動是否真的那麼實際,在政治局勢上又起到了什麼效果?這是我一直很好奇的問題。之前,我把它們當成一種政治議程的重設,簡略談過它對中港兩地政局互動的影響。現在且把目光轉到香港境內,看看這類身份政治冒起的實際作用。

幾年前我曾在本報說過一則大陸「維穩經濟」的故事,由於那個案例太過有趣,現在不妨重溫一遍:話說內地某市有位思想活躍的青年,常在網上抨擊政府,言論尖辣。久而久之,引起了當地維穩部門的注意。這座城市在地方上算是大城,但像他這樣的人卻相當少有,所以他幾乎成了當地維穩工作在意識型態領域上的唯一對象,被人「重點」招呼。由於不堪其擾,這個年青人便越走偏鋒,不只言文攻伐,還開始幹些上訪串聯之類的維權行動。總之他和國保人員你來我往,彼此鬥得不亦樂乎,喝茶簡直成了每週必有的例常事務。後來,這個青年終於無法忍受下去,決定搬到北京開展新生活。豈料長年盯着他的國保這時卻找上門來,勸他三思,而且表示「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原來他對當地的維穩系統來講實在是太重要了,要是他一走,他們就沒有了工作目標,人員配置和經費資源都會出大問題。換句話說,這個系統需要他的存在,猶如消防局需要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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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個地方可能真的很安全,從不起火,於是消防員就只好用放火的歪路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了。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謝暉最近在網上發佈了一篇引起關注的帖子,其中三點正好佐證了這種維穩經濟的存在:

一、「基層官員或工作人員動員人們上訪,以獲取高額利益。獲取方法是以截訪名義,在京大開、亂開各類發票,把平時不好報銷的經費報銷掉,大量維穩費用就這樣進了私人腰包。有十多人的基層政權組織一年耗費維穩經費居然達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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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少地方基層政府和北京地方公安結成關係,要麼在年初把大把維穩經費(往往上百萬,甚至數百萬)一次性打入北京有關派出所;要麼北京有關派出所提供一位上訪者,地方付其兩到三萬元。因此北京公安內部有人不時通知熟悉的『上訪者』到京來上訪,維穩經費養黑了北京公安」。

三、「擺在明處的上訪,相當一部份是基層政府、北京公安與『訪民』沆瀣一氣,專套納稅人的錢財而為。那些大張旗鼓的上訪者背後,經常蘊藏着黑色利益鏈。」

其實,就算不涉陰謀貪腐,這種邏輯也能出現在任何官僚系統。他們總是涉法擴大自己的權力,擴充自己的人手,好比一頭不斷膨脹的巨獸,不停為自己尋求膨脹的理由。

據說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是中央對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近年時常提倡施密特式的政治理念,強調「政治就是要區分敵友」。這套理念背後或有深厚哲學基礎,值得探究;可它的粗俗演繹卻可能會催生出一種維穩經濟的邏輯,為執政者大開政治鬥爭的方便之門,把什麼事都推到大是大非的原則上頭。
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就是這麼一種必要的敵人。

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頭抨擊港大學生刊物《學苑》,當時有很多人批評他小題大作,又或者從院校自主、學術自由的角度回擊。在我看來,這正是他和他的團隊厲害的地方,把一個沒什麼人曉得的小事上升成頭號政治議題。要知道小題必須大作,因為任何分裂行動和「顏色革命」也都是從苗芽長成大樹的,「港獨」這種問題當然不可掉以輕心。

接下來,其他一切事件也都可以順便貼上「港獨」和「顏色革命」的標籤。於是特區政府就成了全國對抗「境外敵對勢力」與「分裂勢力」的最前線,它遇到的一切阻礙都是敵人太過險惡的證據,它遇到的每一個困難都是最艱苦的鬥爭。梁振英政府在政策執行上頭或許不如曾蔭權班子有效,但他在政治上的立場卻絕對比曾班子正確。他推動國民教育、收拾港台和其他媒體,抗衡「佔中」,請問有哪一樣對不起中央政府?就算遇到挫折,遭到非議,那也是為了「正義」而受難。如此忠誠,如此盡心,中央政府當然要力挺他撐下去。

由於「港獨」的存在,現在就算面對任何評論也都不必擔心了。例如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日前回應林和立的文章,乾脆就問「請問林和立,你支持港獨嗎?」,似乎批評政府就是支持港獨。又由於「港獨」的存在,之後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也就名正言順了。
沒錯,右翼本土主義與「港獨」是真確的存在,它也是政治上「有用」的敵人。但是無限擴大這種邏輯,禍及無辜,把什麼問題都推到政治鬥爭上頭,這對香港的實際治理和整個國家而言又有什麼好處呢?

(香港巨變之三)

 

原文刊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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