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新香港社工」對香港及社會工作的啟示

2015/8/23 — 16:15

【文:歐陽達初,社工復興運動成員】

上月「新香港社工」服務計劃宣佈成立,根據僅有的三份親建制報章及本土派媒體所說,該計劃由王則翠慈善基金贊助;「旨在透過凝聚留港社工專業力量,在提供互助支援平台的同時,增強和發揮留港社工專業力量,令其更有動力地服務香港社會,並建立其與本地社福界的交流和合作平台,共同服務有需要之社群」(見11/6/2015大公報)。

事實上近年內地社工數量急速增長,是配合中國政府要推動社會和諧的計劃。在本地的專上教育趨向自負盈虧下,亦「吸引」了不少內地學生來港修讀社工碩士(對象為本科非社工的畢業生),因此大部份全日制的社工碩士課程,內地生往往佔多數(原因與研究生有所不同)。本土派於網上的回應多為「換血論」的簡單邏輯,指中共為要協助內地社工申請居留權,以「溝淡」本地泛民為主的社工,因此那些經常協助新移民爭權的社工,終於在出賣香港人利益後遭到惡報。這種常見的本土派論調,其薄弱的論據及香港本位的盲點,並不能令我們對中港社工發展,有更批判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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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留港社工是維穩?還是促進社會改變?

無可否認,「新香港社工」計劃主要的對象為內地留港社工,並會協助他們處理居留權或就業等需要,每年新增約30個留港社工,較整體畢業社工仍屬低比例。當然,這數字是否繼續飆升值得關注,但問題遠不在於香港社工是否內地化,而是成立這些統戰機關的政治任務是什麼,對現行中港社福界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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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據筆者的接觸經驗,內地留港社工不必然維穩或無條件地支持中共。或許基於他們的成長背景,較少挑戰中共或社會秩序,但亦有不少學生在香港接受教育後,認識到社會不公義及不民主的問題,開始質疑中共的合法性及其維護國家資本主義的本質。因此,當中共年前計劃要大幅增加社工數量,它亦要面對兩難:社工既有維穩的可能,但同時亦有促進社會改變的天職,可謂統治者的雙刃劍。誠然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維穩指數是遠高於改變的,但這亦是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所以有必要輔之以軟性的規訓組織。

其次,這服務是要推動留港社工與香港社工的交流,以滲透論來觀之是見樹不見林的。因為香港及內地的社工交流早已出現,並以更為正規的方式,推動香港福利機構北上發展社會服務,以及將香港社工「專業發展模式」引入內地。過程中不但香港福利機構獲取不少服務資源,以及開拓新服務的機會,更讓香港社工背負發展內地社工專業的使命,北上輸出專業化的模式推動其發展。面對內地專業化的低度發展,他們呼籲加速其專業化,但同時內地官方亦開始地挪用「專業化」中的語言作維穩之用,例如價值中立、非政治化等,以至不少社工可以被聘用於大企業,作為資本剝削的潤滑劑。這種選擇性的社工價值現象,在內地福利發展中並不是秘密,就是談社工發展不能說社會改變。因此,新社工服務其實在鞏固內地留港社工的意識形態工作,防止維權、社會改變等價值滲透他們,這其實是一種「反滲透」的政治工作。

當然,內地留港社工亦是一個享有共同語言、文化的「外地」群體,他們自然有組織的需要,而「新社工服務」就滿足了他們的一般需要以及中共的政治目的,至於是否能擔當作為反對派重鎮(社福界)中的反對力量,這取決於社福界的抗維穩力量。

為此與其擔心「溝淡換血」,倒不如關注內地香港社工的維穩力量如何結合,特別是近年香港的社工專業團體,雖與內地有更多的互動,但似乎並無「輸出改革」的意圖;它們在香港則發展更多專業層級及劃分更仔細的管轄權,以更高的學歷要求以提升「專業地位」。這套並非以社工核心價值為本的專業化,不論在中或在港,基本上在等待當權者收編作技術官僚之用,所謂的專業自主只會淪為政治附庸。相反,筆者認識不少內地社工,在個別單位中艱苦地作出零星改變,他們極需要香港以及不同地區的支援連結,這亦是中共最不想見到的情況。

社福界就業困難的真相

當然,部份畢業生一直都有被「就業市場」邊緣化的經驗,包括副學士或有健康需要的社工,這或許會令不少畢業生憂心內地生激增帶來的就業問題。如前文所述,近年不同學院開辦的副學士/高級文憑及社會科學碩士(對象為本科非社工),數目的確不斷上升。筆者手上未有實際數據,但依常識估計,在整體職位(服務)沒有大幅擴充下,有機會出現人手過剩的現象。不過筆者相信,對不同被邊緣化的社工畢業生來說,他們其實是處於「分割的勞動市場」,即他們之間不是直接面對競爭;例如本地副學士的畢業生不必然與內地碩士畢業生,即使大家面試同一份工,其實他們的背景;又例如是否學位、懂廣東話、熟識本地文化等,已決定了被聘用的機會。因此畢業生增加,不等於他們之間存在直接、惡性的競爭,即使取消了他們的就學機會亦不能解決就業問題。

社福界就業困難,問題是源於專上教育商品化,自資課程不斷增加,不需顧及畢業生的就業前景,缺乏政府服務規劃、機構人手編制估算、院校協調等,令本來已受邊緣化的一群畢業生,進一步受到壓力,一方面要與更多同等程度及背景的畢業生競爭,另一方面又可能要面對學位畢業生做SWA,副學士做WW的漣漪效應,導致機構作為僱主的議價能力遠遠壓倒作為僱員的畢業生。但我們須認清問題的根源,從勞工及就業的角度,組織起來解決制度的問題。

社福界兩大挑戰:維穩及染紅

目前香港的社會服務面對兩大挑戰:維穩及染紅。維穩可說是內生的,就是社工及服務缺乏批判意識,以及撥款制度導致福利機構與政府建立更不對等的關係,實現新自由──威權主義(neoliberal-authoritarianism),進一步削弱社會服務的維權作用,增強社會服務的控制功能,例如強制驗毒、幫助清拆等。

染紅則是出於中共收緊治港的政策,這是一個遍及不同界別的政治計劃,並將社會服務進行「再政治化」,例如新家園公開地參與反佔中的政治活動,以及愈來愈多的交流活動以「重新認識祖國」。

在這兩大力量下,中港兩地的社工其實面對共同處境。如果我們相信人作為社會的產物,既受限於環境但亦有其能動性,那問題不在於那人的族群或出生地,因為不論是內地還是香港社工,都有維穩或維權的可能,重點在如何建立抗爭意識以及運動的連結面。Ferguson(2013)就指出社工作為一個改變的主體(agent of change),必須要有帶來改變(make a difference)的目標,以及對既有政治秩序構成威脅(a threat to the established political order),反對一切形式的威權主義。本地的社會工作運動需要團結內地的維權活動,例如在工會、NGOs的工作員,策略地分享兩地(或更多)的趨勢及經驗;再者必須要建立更堅實的政治力量、橫向的連繫,生產更多批判實踐的組織與論述,減少服務與價值的隔閡。「新香港社工」固然是維穩的政治計劃,但它只是當權者從上而下的國家機器,並不能阻擋社會工作從下而上的組織與反抗。

 

延伸閱讀

Ferguson, I. (2013) Social Workers as Agents of Change. In M. Gray & S. Webb eds,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work.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原刊於〈社工復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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