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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難熬

2016/1/23 — 19:54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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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伯患上未期肝癌,接著擴散到全身骨骼,很痛很痛,家人不懂怎安慰,一味叫他忍耐。伯伯本來就不多說話,更是默默忍住。

那晚兒子和妻子一起去醫院探望,七點多,妻子著兒子離開,伯伯很生氣:「趕甚麼時間?過一會便把兒子還給你!」兒子覺得很奇怪,於是留下來,談了一個多小時,伯伯回顧了自己的一生,覺得已經比別人都幸福,雖然晚年被病痛折磨,至少也曾經享受過,還談到身後事,透露留了一點錢。兒子以往很少機會跟父親單獨談話,只是靜靜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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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伯伯堅持出院。回到家裡,伯伯叫妻子進房,說想看看她,然後又叫她出外買東西。

然後,伯伯便跳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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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在公司接到電話,滿腦空白,唯有一個問號:「爸爸怎會有力氣推開窗門?」

長者自殺偏高

香港長者的自殺率一向偏高,早在一九八七年,老人權益關注組就開始注意這問題,一九九四年香港一片繁榮,但每十萬六十歲以上的長者,有八十人自殺,當時澳洲的數字,只是十九人!香港長者自殺率是世界第二高。退休制度不完善、醫療服務不足、家庭社會結構破裂……社會服務界提出不同的原因和補救方案,九七年後政府著力改善長者服務,長者自殺率下降,但問題依然嚴重。

比較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香港人的自殺率,仍然按年紀攀升,每十萬個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有大約兩人自殺,年紀愈長,自殺率愈高,二十到五十九歲,每十萬人平均十二人自殺,到了七十歲以上,數字突然大幅增加:每十萬名超過七十歲的長者,超過三十人自殺,比年青人起碼多十倍,醫管局指本地長者自殺率比起大部份西方國家,仍然高出三倍以上。

香港男女平均壽命全球最長,長者自殺率卻如此高企,非常諷刺。

高危的特點

近年香港最大型針對長者自殺的研究,是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在二零零一年發表的〈香港長者自殺成因的跨專業研究〉,訪問了近千長者、訪查六十二宗自殺長者的家屬、一百位年齡和性別相約的長者作為對照。

結果顯示,自殺長者與對照組別長者的不同之處,是前者患有精神病、身體健康欠佳、遇到不愉快事件、有企圖自殺的記錄。兩組長者的性格亦不一樣,自殺長者較易焦慮、性格較為內向、不願意汲取經驗、較難相處、不願積極承擔責任等。假如多種因素同時出現,例如近期精神紊亂、遇到不愉快事件、不願承擔責任的性格等,長者便會有較高的自殺危機。

會選擇自殺的長者,往往有抑鬱症,視力和聽覺方面的疾病。在追查個案中,75%自殺長者在事前一個月內曾向醫生求診,在自殺前三個月內看過醫生的更超過90%。

家訪解鬱結

「為甚麼連打仗都捱得過,老了卻要尋死?」社工吳志崑不禁問,他畢業就投入長者服務,然後加入生命熱線超過十年成為高級經理,推動大量預防長者自殺活動。他坦言是一邊工作,一邊體會長者的艱難,兒女不理、身體差。他最深刻是有次探一位婆婆,和兒子一起時沒事兒似的,但兒子一上班,婆婆馬上便哭了,說丈夫去世後很不開心,但不敢跟孩子說:「婆婆好怕兒子擔心,甚麼都不能,不能告訴親戚怕會通風報信,也不能告訴街坊怕閒言閒語,覆診時見心理醫生又沒時間說太多。」婆婆情緒突然大變,令吳志崑很愕然,差點忽略了婆婆這樣痛苦。

婆婆的心事,當然不能直接告訴兒子,吳志崑會暗示:「剛才探過你媽媽,情緒不太穩定,家裡的窗花和利器,要留意一下。」

生命熱線的熱線電話並不能接觸很多長者,而是需要主動出擊上門探訪長者,機構動員商業機構、社區人士、家庭等一起做義工,從社福機構得到長者的住址,透過派小禮物,和長者談天,看有否需要再由生命熱線的資深義工和社工跟進。二零一一年夏天便有二百多名義工,向三百名長者派發「消暑打氣冬(Don’t)瓜水」。二零一二年起,生命熱線也獲得三年撥款實施「長者快樂生活行動計劃」特別關注患抑鬱長者,義工會定期探訪,讓長者不放棄看醫生,吃藥,更重要是投其所好安排活動,例如書法、畫畫等,讓長者有生活,不再只是感覺自己是負累,孤伶伶無人無物沒意思。

還有選擇

吳志崑坦言有時很難改變長者的處境,他親耳聽過長者反問:「我已經七十歲,難道還要再捱二十年?可否安樂死?」

吳志崑說社工的角色不是爭辯是否該死,或用甚麼方法死,而是先了解長者的相法,長者亦有爭扎,死亡是予盾的,很想解脫,又怕有後果,例如令子女背負不孝罪名,或者「無法投胎」、不能與去世的親人重逢。壓力很大,就像吹漲了的氣球,愈吹愈漲,但有人夠聆聽,紓解了一些壓力,人放鬆下來,可能便會看到自己的執著。

「很多個案都給社工帶來很大的無助感,看來『無彎轉』,但重要的是讓老人知道他有甚麼選擇,始終決定權在老人身上,要是不清楚選擇和出路便尋死,很可惜。」吳志崑說。

香港自殺率

自殺率:每十萬人每年自殺死亡的人數

(資料來源: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本文出自作者著作《死在香港:流眼淚》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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