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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從一個傳聞說起

2016/1/23 —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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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施安娜 @進步教師同盟】

梁錦松的一句「唔係個個母語都係廣東話」,再次令普通話教中文成為城中熱話。有人以為這只是學習語文,若與政治相提並論,是把問題複雜化。可是,普教中豈止是學習語文的問題!

今天從一個傳聞說起,據說於2000-2006年期,教育署(2003後改為教育局) 在小學做過普教中與粤教中的研究,發現初小生用普教中的語文能力稍勝,高小時則二者的語文能力差不多,可是採用普教中的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卻輸了許多,此結論因不利於當局的政策方向,政府擱置了報告。傳聞的具體情況,也許留待立法會議員向政府提出,向公眾交代。在此只想說明,若以為普教中純粹是學習語文的問題,實是忽視了語文與思想的關係。若學習中文,只停留在語音、詞彙的規範與否,實際上是輕重倒置,著重語文學習的皮毛,忽略語文學習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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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認的是,提倡普教中,也與經濟與政治不可分割。在2001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推廣「兩文三語」是既定政策,指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有必要普及基本英語;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市民亦必須學好普通話,才能有效地與內地溝通交往以至開展業務。」學習語文,與國際接軌、與內地開展業務,談的是經濟;作為中國一部分而須學好普通話,突顯的卻是政治。2014年教育局「語文學習支援」網頁中的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不少香港人的強烈不滿,以致教育局須以《「兩文三語」正面睇》加以澄清,表示當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的地方,並因文中有關註釋引起的誤會深表歉意。當中提及的法定語言,誰說不是政治﹖

港英時期,英語是法定語言,大部份中學,都是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雖然1982年國際顧問團提出以「心中的語言」學習,前人也有不少爭取母語教學的行動,可是也要在97 回歸以後,才真正實行母語教學。然而就連當時大力提倡教育改革的教統局的梁錦松、程介明,仍不願接受母語教育,當中誠然有經濟上的考慮。至於政府的「普教中」的政策,1999 年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至2008年才有「普教中支援計劃」,提供人力物力在中小學推行。梁錦松提出普教中,雖然否認是為了選特首,但仍是對於廣東話的貶抑,為何貶抑廣東話﹖大概離不開從普通話是一統的觀念,認為普通話是國家的標準語,視之為正宗、為標準,而這種所謂正宗與標準,實際上是與政治掛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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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香港中國語文課程的變化,1978年的《中國語文課程》中,提及中文科教學的輔助目標是「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學自學和欣賞能力、興趣及習慣,進一步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其他方面的認識。」 1990年中文科教學目標之一是「增進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責任感。」更指出透過介紹中國文化,「可增進學生對本國的認識,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感情。」 2007年提出學習中國語文「讓學生通過學習祖國語文,提升語文應用、審美、探究、創新的能力,養成良好的國民素質,認同國民身份,承傳民族文化。」 更要「培養善用『兩文三語』溝通的人才。」自2002年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雖然「現時不少學者和學校對於以普教中仍持有不同意見」,「待政府和大專學院進一步蒐集試行學校的實踐經驗及分析其成效。」可是在2015年「課程發展議會」的《更新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文件中,仍「繼續」以普教中為遠程目標。由此可見,回歸後普通話地位日益重要,與英文和廣東話並提,甚至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成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學習由港英時期的「認識中國文化」,到回歸後充滿感情色彩的學習「祖國」語文,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語文學習與國民身份認同的關係,這實與政治相關。

若有人只把普教中問題規限為語文學習問題,而認為將其與政治拉上關係便是把問題複雜化,要不是不了解當中的關鍵,便是企圖淡化當中的政治色彩。企圖把語文定於一尊,唯普通話是尚,把廣東話貶抑為方言,本身便是一種政治,一種語言的霸權。

(本文刊於2016年1月23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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