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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韋家輝的滄海遺珠 — 《毒戰》

2017/8/28 — 16:23

【文:簡家堯】

近日重看《毒戰》,可謂百般滋味在心頭。近幾年間,筆者經常性地見到不同的影評人也認為杜韋在內地水土不服,近幾年他們與內地片商合作的片子在藝術上的突破不大,甚至有點「食老本」的感覺,當中被人形容得最多的絕對是《毒戰》,不少人也可能認為這只是《非常突然》的變奏,但筆者卻想從數個片段來為杜韋討回一個失落了4年的公道。

故事發生在中國內地,古天樂所飾演的蔡添明是一個毒販,因一次的交通意外而被送進醫院,當中遇上緝毒大隊長由孫紅雷飾演的張雷,張雷一接近蔡,便知道他是一個毒販,並著人要盯著蔡。即使蔡把握機會渴望可以逃脫,但是仍然被張捉拿,蔡提出協助捉拿毒品製造商及分銷商以換取一個死緩,結果張答應並與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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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想探討的不是杜韋如何「打擦邊球」例如:以燒人民幣代替用「金銀衣紙」、公安被大規模擊殺、公安以身試毒等... 筆者想探討的是杜韋成功地刻劃出不論香港人及大陸人在中國內地的整體大氣候中的身份及自我價值的迷失。

角色及責任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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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雷明顯被刻劃成一個盡忠職守的好警察,既願意付出所有如親自扮演不同的人物、以身試毒及不眠不休地捉拿毒販,亦十分有情有義,對著同事殉職他會哀歎,並執意要對付蔡,因他認定蔡是有他的Hidden Agenda的。但是他為著甚麼而要如此做?有需要如此「博命」嗎?在過程中,張雷沒有半點的爭扎。這絕對不是杜韋之誤,沒有將當中的原因刻劃,而是杜韋刻意的用這部由杜琪峰形容為「國產片」隱含的把中國人因循的傳統透過由張雷所帶領的公安團隊顯示出來,又或者換一個說法,這是一個角色及責任定型。中國的角色及責任定型是相當明顯及盛行的,男的必須要賺錢養家,女的要充當家庭主婦的角色等。

而作為公安,當中的責任就是要貢獻所有以換取市民的平安。當你是公安,你就不能夠對這個責任有所推卻,連問也不能問,就如張雷在片中被毒販黎樹昌強逼吸毒,對於作為一個好公安的張雷,在他的腦海中,他沒選擇,必須要吸,但是這是唯一答案嗎?還有其他選擇嗎?說穿了,張雷真的知道自己為的是甚麼嗎?甚或他的團隊,如由鍾漢良飾演的郭偉軍一直在跟蹤裝著毒品的貨車,但目的及之後的行動是甚麼,張雷也沒有清楚交代,只著他要追,他也便追。即或他自己,在臨死前一刻仍用手扣鎖著蔡添明的右腳,這還有意思嗎?人已死了,但責任仍去負,從好的角度想,這是盡責,但筆者相信杜韋想表達的卻是 — 在一個強調角色責任定型的社會,當人被責任及角色壓至沒有選擇及沒有一點點人性如反思當中原因及爭扎,人在這社會上真正的身份及其自我價值走到哪裡去呢?

身份與自我價值的迷失及消失

在內地生活的內地人如此,那麼北上尋找機會的香港人又怎麼樣呢?表面上,蔡添明左穿右插,不斷的嘗試在公安手中逃脫是一個比較清晰的形象 — 香港人就是要在諸多的限制中尋找自己的出路,這也許是一個香港人北上的景象,隨著與他為拍檔的7個香港人也上到大陸,杜韋想描寫的顯然不是這樣。黎振標是7個香港人與蔡添明用來交易的煙幕,暗示了香港人想在內地求生,自我需要完整放下,不是要人改名換姓,而是香港人在內地是沒有真正的身份,沒有真正的話語權,不少的決定看似依然可以由自己作,但就如黎振標的耳機在夜總會被干擾時,7個香港人便連說話的機會及權利也沒有,亦即表達也有困難,這解說了兩地文化上的差異,潛規則的不同,香港人難以生存的悲哀,所謂的決定也不是真的可以隨心而下。想爭取機會生存,不是沒有辦法,就如杜琪峰的鏡頭也用二三十秒描寫舞台上的跳舞者,終歸要吸引人注意力,就需跳脫衣舞,坦蕩蕩的呈現在內地人面前。在電影中,脫衣舞象徵著7個香港人身份的曝光。

杜韋以此暗喻倘若港人想在內地求生,必須毫無保留的呈現在內地人面前。這種毫無保留的呈現直接一點來說就是你一點Hidden Agenda也不可以有,否則信任就不能建立,但這明顯也不是一個必然,正如7個香港人的曝光,不會使到張雷對他們有任何加添的信任,這又暗示了內地中不是諸多限制,而是諸多陷阱。

那麼,香港人的身份及自我價值是否如內地人般在這氣候中灰飛煙滅?這絕對是對的。而杜琪峰及韋家輝將這種悲哀推至一個極致,就是在不安的氣候底下,一層層的陷阱會逼使香港人被矮化為互相殘殺而沒有了人情味、關係及尊嚴的求生動物。蔡添明的叛變,開走分隔著自己的伙伴及公安的小巴,任由雙方駁火,並親手槍殺阻礙著他逃亡的徒弟;盧海鵬不理各人跳進車內嘗試把車開走;吳廷燁及姜皓文不支援被公安圍剿的林雪、林家棟及葉璇,不斷的在車與車之間尋找逃離現場的空間,杜韋以此顯示港人北上的命運只會餘下自保性的自相殘殺,所有的感情關係也不能掩蓋要自保的逼切性。鞋,在韋家輝的電影中一直代表著尊嚴,腳是人最為不潔淨的部分,當人要赤腳地離開一個又一個的戰場,繼續的要弄髒自己的雙腳,這又何來尊嚴呢?當葉璇中槍,她的鞋掉了,但到她生命終結的那一刻,鞋也不能被穿上,象徵著港人被逼離開戰場時,也不能重拾尊嚴地走。當蔡添明被注射毒針前,他仍不斷的指自己有資料可提供作破案之用,但身旁的醫護人員也毫不理會,最終更以黑布蒙著他的頭,這亦象徵著港人的價值只會在互惠互利的情況下如張雷可以蔡添明提供的資料破案才顯得重要,否則就是著令收聲等死。

香港作者的角度

毫無疑問,杜韋一方面在高聲表達自己不欲入國內拍戲的聲音,但更具心思及誠意的是,他們以一個警匪的故事,從香港作者的角度在剖析國內的文化及氣候如何導致香港人甚或國內人人性、身份及其自我價值的迷失及淪陷,實為一部文學味濃烈的優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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