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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透明化,談何容易?

2015/12/16 — 11:47

【文:周子恩 @進步教師同盟】

1997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第七號報告書》提出改革校本管理建議,當中重點包括學校管理人員如何加強與不同持分者協作,增加透明度。直到2000年初,為成就充權(Empowerment)理念,達致真正的校政權力下放,由教師、家長、校友等組成的法團校董會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終於出台,持分者共同參與校政決策漸成學校管理新趨勢。

為了增加校政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並同時推廣學校之正面形象,不少學校會成立不同校內組織,或強化個別小組之職能,當中包括校友會、家長教師會、公關小組等,藉以建立學校與不同持分者乃至社區之良好關係。不少學校更會透過會議、宣傳刊物,橫額或網絡連結等不同資訊發佈方式定期向各持分者及社會人士發佈有關學校之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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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的是,要達到真正的校政透明化,依靠的不應是單向的宣傳,更重要的是各持分者代表如何就自己關注及熟悉的範疇提出恰當而正面的意見,並將重要信息傳達至相關人士。事實上,一如大部分從事組織溝通分析之論者所言,透過決策權和重要資訊的分享,會讓持分者得到自主權和能力感,從而加強溝通的積極性和參與度。因此,為了維持學校長遠利益和穩定發展,學校理應致力建立高效的溝通機制和資訊交流平台。

可惜的是,一如何瑞珠 (1999) 之研究報告所指,不少老師仍受傳統教育界「分工而不合作」的觀念影響,不希望外力「干預」其專業教學工作,並習慣將對外聯繫工作視作「公關宣傳」或「聯誼性質」的活動,未有積極投入或策動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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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亦見諸於其他持分者身上,除了個別較積極的成員外,絕大部分學校持分者仍停留在資訊接收一類單向的溝通模式,未有就自己的願景或個人對學校的支援提供更多建設性意見。就以學校系統內常見的家長工作坊或講座之主題擬定為例,通常只有少數家長願意提出他們的想法,更遑論伺機分享他們平日跟子女出現的溝通問題。

另一個例子,亦在家校合作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儘管不少學校會安排老師在學期內不同時段致電家長進行類似「陽光電話」式直接溝通,但基於傳統經驗局限,大部分家長仍以為教師只會因為學生成績欠理想,或在校內出現偏差行為,老師才會主動接觸,而所謂家校溝通仍然停留在「問題-解決」模式。

事實上,根據Fullan (1991)的理論,學校改革不應停留在制度建立層次 (structural aspect),應深入至文化層面 (cultural aspect) 。本文主題「建構溝通網絡,促進正面文化」之精髓,正是製造平台讓校內不同持分者包括辦學團體、家長、師生,乃至社會人士共同合作掌握學生的真實需要。更值得考慮的是,學校管理人員可嘗試更積極與其他持分者合作,甚至引入校外專業機構以便推動不同形式之學習活動,包括尋求各項專業支援業服務,包括利用大學或其他專業機構之研究結果作為校政改革的藍本,為學生提供適切其需要之輔助。

可惜的是,教育官僚及大部分學校管理人員的思想仍然傾向保守,仍未習慣校政透明化及民主化的一套。近年年輕人熱衷參與社會運動,積極表達己見的事跡,也許進一步令學校管理階層卻步。更重要的是,為了應付公開考試,校內師生乃至管理層皆費盡心力大搞應試教育。於是,校政透明化/權力下放一類理念,最終只能在大學教育學系圖書館出現,而一直無法在校內落地生根。

參考書目:
Fullan, M. G. (1991). The New meaning of Educational Change, London : Cassell.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1997)。《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優質學校教育》。香港:政府印務局。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1999)。《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教育目標》。香港:政府印務局。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2000a)。《廿一世紀教育藍圖-教育制度檢討:改革方案》。香港:政府印務局。
校本管理諮詢委員會(2000) 。日新求進﹒向貴承擔:為學校創建專業新文化〉。香港:政府印務局。
何瑞珠(1999)。《家庭與學校合作 – 政策及理論剖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吳迅榮(2001)。〈家長參與學校教育的角色〉。《基礎教育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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