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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的起點 – 暨回應「淺談動物權益」撰者評論

2016/5/27 — 11:34

匈牙利電影《White God》一幕

匈牙利電影《White God》一幕

【文:Louis Chik】

一般認為,平權只等同於獲得權利優越者相同的權利,即追求和對方相同的權利,如女性和男性擁有相同接受教育的權利。提倡動物權益便等同於動物需要擁有人的全部權益。但如只按此理則,男性則需要追求與女性平等的生育權或人工流產權。而動物平權看似需要為動物爭取投票權。  因而可見,提倡動物和人權利平等並不是擁攬人所有權利,而是尊重其生存的權利,例如遷移。筆者曾經在外國公園遇見,為了配合青蛙繁殖的遷移,將行人道封閉 (而非因委員長篩選的「巡察」),市民需繞道而行,或德國設於高速公路的動物天橋,保障動物安全遷移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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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不是賜予

權利不是先天而得,例如奴隸社會,奴隸並沒有得到「普通人」權利,奴隸作為財產並可以被販賣,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奴隸作為人所應有的權利並未得到社會制度的保障。但是權利並不必然得到制度或契約的保障。美國立國初期,奴隸制違反《獨立宣言》中的平等原則,即奴隸並不擁有普通公民的權利,直至林肯廢除奴隸制。又及現在,基本法(第26條)訂明永久性居民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卻只限特權圈子,公民被排除在外,被剝奪直接選舉權利,因而地方首長的認受性僅以百位數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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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可見,契約或制度內並不必然包含應有的權利,如西方18世紀前女性被排除在政治參與權外。而契約中列明的權利可以被沒有民意授權的政體扭曲,致使權利不能整體落實,以及沒有國家保障的人,如前文提及的難民,和被政治逼害的異見人士,並不必定得到如同公民權利的保障。

問題進入到如何爭取權利或推動社會變革。

在制度癱瘓下,遊行示威以至不合作運動,如罷工、罷課,以行動(action) 對抗對被剝削或壓迫,推動政策和權益的改善。 行動並不能必然保證變革結果,但行動的目的是要說出(speak) 政策的不公正性或政治的謊言,如強積金不能保障退休。知名例子有三十年代初,印度甘地發起民眾徒步到海邊採鹽,對抗當時殖民政府提高食鹽價值和稅收。甘地與相關民眾隨後被捕入獄,暴露政策的荒誕,向大眾呈現政策或法律的不公義性。1993至2003年任捷克共和國總統、捍衛公民權和人權尊嚴的《七七憲章》發起人之一、〈無權力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著者、作家及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 指出,無權力者在謊言的散佈下,可以活在真相中(living within truth)。「真相」不只是個別的事實,而是能夠覺察被蒙蔽欺騙、拒絕被謊言淹蓋的力量。

回到動物,同樣動物在並沒有完全被契約或法律的權利涵蓋的情況下,動物不懂得罷工,沒有選票在手,亦不能替自身發言,如何爭取權利 ?

如前所述,權利的爭取始於看見剝削或壓迫,人可以看見苦難並阻止人為苦難的能力是權利的起點。法國存在主義女權主義者及作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於《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指出,女性並不先天是女人,而是成為女人。在動物權益上,筆者借用這說話,動物並不先天是食物,而是成為食物。這意義下,動物被視為「食物」並不是先天的命運。「食物」掩蓋動物的生命,如手機的商店中看不到血汗工廠,同樣,肉類店舖看不到驚恐零落的面孔。因此,從揭示日常標籤如「食物」、「衣著 (如皮革、皮草)」、「表演娛樂對象」中對不能發聲動物的奴役和遮蔽,以解放傳統對動物的習慣性理解,還原動物作為生命本身。

動物 (animal) 的字義源於拉丁文anima,意指「呼吸」,可引申為「靈魂」,「靈魂」不是宗教的獨存實體,而是廣義下的精神 (spirit),以區別於死物。因此,動物首先不是死物,繼而不是建構於動物生命上的「食物」、「衣著」等。這些角色疊加上於動物生命上,正如傳統將家庭崗位角色建築於女性身上。

誠然,如前文提及,人可以在受難他者面前逃逸,可以放棄實現自身而成為日常期望或按日常非反思習慣生活的人。當代政治思想家、《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著者鄂蘭 (Hannah Arendt) 觀察於耶路撒冷審訊當時執行押送猶太人的納粹軍官Eichmann分析指,Eichmann 並不是大魔頭,而是聽任指令行事。鄂蘭指Eichmann 沒有思考執行命令的對或錯。這不是刻意傷害他人的惡,而是只聽任指令的平庸(banality)。平庸不是工作能力的不足,而是放棄思考行為的對錯,包括對習慣的接受,以致造成更大的傷害。在動物情況上,對生活傳統習慣或權威所給予價值的觀察和反省,亦是動物擺脫困境、重復自身生命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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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只回應該文撰者並未重覆提出、以及與立論陳述直接相關的評論。

按照筆者首文論說,該文撰者的所舉殺害例子並不適合,因為無論殺害人或動物,殺害基於人可以看見選擇而不符倫理。換言之,人的自由賦予選擇,使殺害並不屬於倫理上的必然。

如果以法治申顯公義,並透過懲治以阻止不公義行為視為對私欲的打壓,則法律作為免被傷害或侵犯的基本保障是否要被取消 ? 這樣該文撰者似乎主張社會應該回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 所描述人和人之間互相掠奪、殺戮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

若該文撰者細心並能督睿理解,理性作為反省自身的能力,而非如機智般巧取豪奪、欺小凌虐,因此之故,理性並不以顯示自身優秀為目的,而是如前所述,實現不迴避真相的自由,向受難他者負上倫理責任。幫助作為義務,不是顯示優越,而是看見改變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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