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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之合理性在文化

2019/7/28 — 11:49

727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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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民仍然清楚記得政權如何從鮮血中建立自己,它的管治將無法獲得支持。

這些時候,當權者以為自己既然從暴力中得到權力,應該也可以用暴力把之鞏固。這想法冒出來的一刻,就是步向毀滅的開始——過程雖然可能很長,但歷史告訴我們,這是必然的。

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家Edmund Burke指,唯一穩固的權力,存在於人民的思想、情感以及利益之中(1852)。權力是在尊重人民生活習慣、傳統和價值觀——即文化——的情況下,漸漸地獲得認同的。英國人對愛爾蘭及印度的殖民管治以失敗告終,其對當地文化的鄙夷是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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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亦指,權力的合理化是基於「(被管治者)的原則和準則,而非我們(殖民者)的。」管治者要坐穩權力之椅,他必須聽從人民的意願。

手握權力的人卻往往犯錯,以為是因為一己之長而獲得權力。他以為自己比人強,可以運用以權力配合暴力的恐懼,讓別人聽令於他。他錯誤地忘記了他有權,是因為比他多很多很多的人允許。當比他多很多很多的人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他們將不會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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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部分香港人在血統上是中國人,但是香港與內地文化差異之大,可媲宗主國與殖民地之距離。接受內地形式與否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而是歷史發展下來不能迴避的現實。

香港人冷漠,是因為生活的速度和空間令我們無法兼顧眼前以外的其他,但我們不會把價值判斷也丟在一旁;香港人可能把事情簡化,但我們就是二元地將對與錯分得清楚;香港人表面上只愛旅遊購物,但我們不會接受只包括旅遊購物的自由;香港人崇拜秩序,但我們從不視自己為管治者的臣民。政府和市民,只是分工合作的關係。

全球化縱有千萬個不是,它產生利益的方法卻令到所有經濟體互相牽制。貨物消費利潤停滯,於是轉向販賣文化多元的同時,物質化了的文化習性卻喚醒了社會潛意識,令我們清楚看到個人榮辱與社會命運無法分割。人之為人,他的存在感建立於空間和時間兩個層面,文化令存在跨世代地延續。這一代人民不支持的政權,下一代也不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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