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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資源及尸位素餐:為何長遠社會福利規劃在當下如此重要

2016/2/23 —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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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旺角事件發生之後,特區並沒有去調查事件的起因,有立會議員問,假如全民退保立時實現,以暴易暴的邏輯就可以消解嗎?但是,種瓜得瓜,正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傾向,加上對福利的衊視,社會矛盾沒有約制的擴張。甚糟的是,所謂本土派都不會去了解社會階層的困窘,矛盾的根源何處而來。在早一些昤侯,政府就整體的福利規劃,對我們市民的冷淡,及堅持所謂的資源可持續性,「應具前瞻性及維持彈性,彈性處理其人手及財政資源」,都是愚蠢的,幾何就反對長遠對市民再分配的考慮。因為社會丟再公配是為了減緩社會衝突激化而帶來更大的社會成本。為何就長者退休要算盡,卻花更多的錢去鎖壓濫捕呢?

在長遠福利政策,如長者全民退保上,對於在福利資源的分配合理性,在實際操作的嚴格檢視,甚至是在針對受助大眾的實際狀況的同理心了解,都是軟弱無力的。更不用說是去做一個計劃式的舉動。如果分析這套文本,其內容就只是會說大方向的空話,又或是拼湊一堆統計署的數字。

這就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潮流,類似於 1979 年英國戴卓爾政府所推動的民營化政策。在策略管理上採取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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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管理者有意識的政策選擇、發展能力、詮釋環境,以集中組織的能力,以達成既定的目標。包括願景陳述、評估外在環境、衡量組織內部能力、組織能力的整合等要素。
2. 著重在達成目標的可測量性,與過去的功能管理有所不同。強調長期的、整體的目標達成,特別著重組織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
3. 策略管理取代了策略規劃,主要是策略管理強調作出最適度的策略決定,例如開發新市場、新產品、或新技術,因此,策略管理比策略規劃更為廣泛。(羅宋鵬, 2007)

對於這樣的新自由主義管理,我的立場是反對的。因為,事實上,在實際操作中,管理者的地位,權力及主觀性,因為追求私營企業式的效率,而變得更大。而管理主義本質上是由上而下不可以反對的指令,因為要顧及效率。而且,在人本工作上,這種取決於可測量性,目標為本的東西,是難以量化,又或是很難去測量服務對於受助者的真實影響,例如態度的轉變,價值觀改變而影響的生活方式,思考範式等。這種管理機制與保證機制,是建基在一種哈具馬斯稱之為「實徵/分析」的知識取向之上(Habermas, 1971),這種知識取向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作,及知識建構的過程作為藍本。首先,「實徵主義」(empiricism),或在社會科學上的行為主義的研究取向,會假設:認知對象是容觀存在,可觀察的現實,而研究假設可以這些實徵現象中符得到驗證。其次,「分析」即是分析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它們假設認知現實是可以分析地分解為多個因素 (analytically decomposed) 例如把安全的狀態分作很多的等級,或是先驗地建立必須的社工個案程序,程序中天劃分很多範疇,再以計量來表示社工在制度上的質素及效能,判斷好/不好的二分法。而通過邏輯實證的方法,可以把因素之間的結構與關係之間的結構與關係加以驗證及確定。結果就可以成就具有普遍性的因果及理論。我想在這樣一提,筆者曾經參閱了2005年至2007年香港青年協會的調查,其中只有五個是質性調查或量化以質性調查作為比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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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們進一步探索「實徵/分析」的知識論取向中的「知識建構的旨趣」(knowledge constitutive interest)。其中,哈貝馬斯的分析,人類在認知、探索、溝通、反省等建構知識的活動,均是源自人類需要解決其存在境況(conditions of existence) 中的根本問題的一種需要,這種需要就成為人類建構各類知識的旨趣。例如阿拉伯作生於貧瘠土地的遊牧民族,需要依靠對外的貿易來維生(存在境況),而他們的貿易在當時來說是艱苦甚至是危險的,而在貿易的程序為了取得合理的收入及維持商譽,就發展了一套便於辨別的數學系統及會計程序。又例如歐洲經過極端殘酷的三十年戰爭之後,法國經濟大受打擊,日爾曼各邦國大約死去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三十的人口,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十分慘烈。 因此這個時代的人們開始對君權神授說産生質疑,同時,人們開始對中世紀時的以神學、倫理學和演繹邏輯來解釋歷史,科學現象及政治制度產生懷疑 ,並開始出現理性思考的思想家(伏爾泰),他們認為 : 「人類的精神不靠信仰的光亮的幫助而能夠自然達到一系列真理」。而為了避免,甚至反對神學及演繹邏輯中找尋自然科學的定律,發展了經驗主義,相信現代科學方法,而不是直覺或迷信。意即通過實驗研究而後進行理論推導優於單純的邏輯推理。

根據哈貝馬斯的理解,「實徵/分析」知識所根源的,就是一種「對客體化過程加以技術控制」的旨趣。(technical control over objectified processes)(Habermas, 1971,.309)例如通過自由科學「實徵/分析」探索,人類建構起各種對於物理及化學現象的知識,從而就可以對這些現象確立起種種「預測性知識」(predictive knowledge)(Habermas, 1971)。「預測性知識」的例子,可舉牛頓定理 : 無論是在不同的時間,只要條件一樣,例如材料,質量,地點(在物理學上是地球)一致,牛頓定理就可以成立。其結果就可欲對有關的「客觀化過程」 : 諸如物理現象或化學反應進行「技術控制」,從而發展出種種機械工程,化學工程等技術控制性的學科。事實上,這些表現指標,例如 ISO 或是在社福界中的 Service Quality Standards(SQS),其緣起及發展亦正是源自這一種建構趣。而在下面有關教育的視角,也會提及新公共主義下的引致「實徵/分析」的知識論,對於教育管理的影響。

如果從哈貝馬斯的理解中,整個質素評估機制背後有一種「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的取向及旨趣。具體而言,社會福利署可以「實徵/分析」的探究方法,建構諸如 SQS 的評量,然後就可以對人本工作這個「客體化過程」進行「技術控制」以達致「工作上的效率」(efficiency in work) (habermas, 1979)。 而源自「技術控制」及「工作效率」這種知識旨趣,發展出現代社會中三種「操控系統」(steering systems)。其一,就是通過一種「技術 / 科學主義」(techno-scientism) 而建構出來的,一套對自然現象,以致是社會現象進行「技術控制」的工程及科學管理知識系統。上述的新公共主義就是在這個範疇內。上述說到青年研究,福利評估的準則,甚至是學術研究各種以自然科學「實徵/分析」探究的取向,而發展出來對自然現象,商業,社會現象,特別是新公共主義的商業化的各種「工程科學」(engineering science)及「管理科學」(managment sciences) (Habermas,1979) 。其二,就是應用「技術 – 科學主義」及工程及管理科學到人類社會的生產領域去,從而建構出整套生態操作系統,財富操縱系統或哈貝馬斯稱之的「金錢操控系統」。其三,就是將工程及管理的知識系統應用到人類社會的另一個重要領域,公共及國家事務 ( public and state affairs) 而建構出來的「權力操縱系統」(power steering system)的知識系統。這基本上就代表現代社會中的國家制度及管治機器。

如果依照這樣的脈絡,我們就了解質素評估機制背後,是一種對社會福利人本服務的重構,Davies and west burnham(1997)稱之為「再工程」。使之服膺於此三個操控系統的邏輯下。

我曾就「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社協)就「社工註冊的門檻」提交社會工作訓練及人力策劃諮詢委員會文件的事件,在獨媒中作出回應,有一段是這樣的 : 「社工不是純科學,不是在一個特定環境之下,需要很高質量的理論基礎,再而深究發展更完整體系的一門學科。反之,一個社會的流動和複雜程度,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得更快,更難理解,極端的說,致使一個人花了很多時間知悉社會學,發展心理學及輔導學的知識,他的學術基礎,是否就可以保證他可以在實際操作下經受考驗,再說,人本為導向的職業,優先是說一個人的態度及心理質素,而不可能是學習了一個既定的理論系統就可以執業,醫生可以這樣,會計可以這樣,工管可以這樣,但社工就一定不是,因為他不能可以如上述職業一樣,採取高度程序化的方式,達到效率及精確的效果,與之相反,社工在介入時,不可以追求絕對化的效率,而犧牲了考慮去一個案主生命質素的向度。 」

我曾在長洲作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CIIF) 的統籌主任,在 2010 年 3 月,當我們機構要交季度報告的時候,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總辦事處要求我們以新的格式遞交季度報告。我比對發現,受助者的感受,及描述性的轉變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計量化的評估,例如義工,合作伙伴,及協作者的參與人數,會議的次數,參與者出席的頻率,出席率,對社區的轉變,就以諸如罪案率,或者是合作的商業機構及企業數目等。並且,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總辦事處要求我們給予一份詳細的量化報告,並要分以很多因素,如社區人士的投入感,對於鄰里的連結等作出數字化的測量。

相反,在這樣的政策下,尢其是社會工作這些人本工作的範疇中,於社會學家 Richard Sennett 的角度 ,工作變得割裂短暫,而且因為外部因素轉變得很快,工序變得零碎而繁雜,工作員需要在極短的時間內同時處理不同任務,而且往往缺乏所屬機構的支援,因為管理人員給予的指示只是方向性的,沒有作出評估下遠離實際的指標,使員工很容易會產生壓力和焦慮。總的來說,同工面對的問題,是要求獨立工作,處理一個有指標,但未有在程序上說明的任務,工作員不了解甚麼為之「質素良好」,甚至在這種情況下不顧及質素了,缺乏管理層及同工的支援,工作量大增。政府是否就想把長者原本已經乏善可陳的服務,更依賴不能恆久的商業團體及其中的所謂企業財團法人的責任。社福機構要加強和商業機構的合作,以及企業在當中的資助,是一種企業的社會責任。只有股東扮演慈善家不斷的向社會弱勢分配,民主政府卻退守公義再分配,這是社會福利烏托邦的想像,卻不可能實現的。

相對於香港所謂剪翅偽進,或者是ERB之類的職業「培訓」計劃。都是零散割裂的服務,主要是「發展」一個人對於社會的適應性(持續的社會化)及工作技能提升,增加個人的就業能力 (employability)。而不是針對一個社會制度,或是社會結構的改革。這個就是所謂的「工作為先原則」(workfirst principle) 或是工作福利(workfare),強迫失業青年投入勞動市場,否則會被標籤,甚或低收入青年必須「自我增值」。這無形使勞動市場的競爭性激烈,進一步把青年問題個人化,貧窮青年會被標籤為不積極,懶惰,或是不自我增值,以致有就業市場沒有競爭力。但是,與此同時忽視為他們製造就業職位的重要性。事實上,政府沒有理會,資本家操控香港勞動市場的現實。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政策,例如削弱工會的權力(如集體談判權),外判,限制工作保障等,導致勞工崗位零散化 (casualisation of work)的呈現,穩定性較強的長約工,被越來越多的兼職工、自僱工、短期合約工所取代,同時,在職貧窮與剝削工人,尢其是剝削欠缺工作經驗的年輕人及婦女的情況湧現,大部份青年的工資當然不多,甚至面對苛刻的工作條件,及朝不保夕的厄運。但是,政府就偏偏不去探討,處理引致青年貧窮化,失業化的經濟結構等制度性問題。而同時繼續進行錯誤的社會政策。(Townsend ,1993)

對於制度性的問題,唐信提出 : 「如果一個下階層正在大規模地形成,這正正反映出,一些既得利益者運用新形勢(指的是 70 年代後石油危機,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施行)下賦予的權力,從而達致這種後果。我相信,我們必須審視企業增長,尢其是跨國企業,所帶來的作用及後果,以及薪酬等級相應的擴闊 ; 同時,我們亦須檢視,促成這項核心轉變的金融中心,金融機構及國際組織。」(Townsend ,1993)

問題來了,為什麼全球金融海嘯的環境下,低下階層陷於貧困、失業,朝不保夕,而這些超級富豪直接間接陷於經濟危機之中,卻可以得到政府的支持,例如美國政府以千憶的資金救市,注資銀行及陷於破產的企業,但是美國人卻無權過問資金如何被企業運用,甚至可以對高層發放高薪及花紅。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對大企業的土地優惠政策,對企業監管鬆懈,甚至任由企業過份剝削工人。致使有了最低工資,僱主也可以籍由例如成本高的理由,大幅加價,或是把工時延長。全面的退休保障不被實施,集體談判權不予落實,很多勞工法例因為僱員的了解不足,甚或僱主走灰色地帶,而不能切實執行。超級富豪就可以在壟斷的情況下,盡情掠奪社會資源。例如今次二電的加價。

彼得唐信是我最推崇的老學術,他活著,是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的人,他對社會的不公義,在社會政策上提出的反思,孜孜不息的努力,於學術上採取嚴肅態度,致力建立一個屬於全民的社會 (a society of people),我們是時候要再建立一個公義社會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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