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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育與身份認同

2015/5/24 — 3:30

【文:張仲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畢業,中學教師,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在香港一直不受重視。在殖民管治下,以中華民族為本位的國史教育從來不是教育政策的重心;在資本主義下,人文學科的地位在社會主流中,亦難及具實用價值的工商專業等科。

1980年代,中英政府對香港前途終有協議,國內史家亦對香港歷史有明顯關注,旨在建構香港回歸的歷史意義,肯定港人愛國傳統,為未來港人重投國家懷抱作思想準備 — 此即所謂「捏造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過,從歷史出發,香港人作為一相對獨立的社會主體(這裏非指政治實體上),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首要考慮的始終是本土利益,當然這建基於移民心態、時局長期動盪、政權易手等不同因素,而直至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社會亦從來沒有爭取回歸「國家」的時代思潮,這事實應當無可爭議。故此,香港的歷史教育對市民身份認同建立的影響,可謂一直不在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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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諮詢組織,由行政長官委任的課程發展議會於去年中成立專責委員會,展開初中中史科及歷史科課程檢討,並將於今年9月提出有關修訂方案(現時初中中史科及歷史科的課程綱要分別是1997年和1996年的版本)。近日,政府官員、議員以至學界人士,紛紛提出重新奠定國史教育(以中史科為基礎)的地位,既配合立法會的討論,又同時為業內舉辦的諮詢會營造社會氛圍。以上人士所持理據主要是:中史科在新高中學制的修讀和報考人數大幅下降(2010年會考:26,186人;2015年文憑試:6,320人);少數學校在初中不設獨立中史科(事實是88%中學在初中設獨立中史科);更受社會注視的是,部分人士將年輕一代的社會參與和公民意識視為缺乏國民身份認同、甚至等同於「不愛國」,認為這現象將不利香港未來與國家融合,以至社會的繁榮穩定。

有論者曾指:「不同方式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反映國家內部人民之間的緊張與衝突。」近年來香港社會對「愛國」定義有不同詮釋,有來自中央的官方論述,亦有公民社會的回應。暫且不論「愛國」是否必要的社會價值,從宏觀角度出發,身份認同的內涵自當不限於一國一土,以至一個政府或一個政權。因此,無論是研讀國史,以及世界歷史,其宗旨絕不只是為求建立身份認同,甚至為求灌輸單一價值觀。需要強調的是,身份認同在今日世界是多元的,界限開闊的,而非有如籠罩大半二十世紀的單一狹隘思維——我們既是本土社會一分子,同時可以是國家,以至世界的一分子。假如我們相信和平而相互尊重的價值,這些身份不應存有矛盾和衝突。現時初中中史科的課程文件強調「達致民族團結」和「共同建設國家」等觀念,而歷史科則在「認識本土文化和世界不同文化」的基礎下,提及「培養公民精神」。如何融合以上理念,以求切合今天的時代精神,讀者應有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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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歷史教育的檢討過程中,社會上似乎一直未有足夠關注中史科和歷史科的關係和應有的對等地位。從教育精神和學術自由的角度看,兩者應予以相同重視,而不應偏向以中史為綱,世界歷史為輔(不知日後會否看見中史成為必修,歷史則為選修)。筆者認為理想的歷史教育模式,應採中外結合並重的定調,按時序或不同主題,放諸世界史的視野去學習。當然,在香港中學制度下,課時不足,課程內容太多的問題是普遍而非單一的現象,如何提升歷史教育在香港教育制度下的地位,反而是關鍵命題。至於多年來歷史教育為人所詬病的,如:背誦性質過重、未能激發學生興趣、課程內容偏於政治史等,在課程剪裁,以至長遠的師資培訓等方面,實際上都是可以調適和改善的。相反,現時官方提出的主要意見,提升近代史的教學比重至一半(原來是三分一),無疑是本末倒置的建議,在不改動基本課程內容下強行更改比例,只可能淪為畫蛇添足之舉。

濃厚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在歷史上曾並肩向前,影響過不止一個時代。筆者深信研讀歷史的意義在於鑑古知今,以前人經驗反求諸己,以過去的時代觀照現實的生存狀態 — 「學以為己,學以為人」。香港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有賴的應是具備國際視野和胸襟的「世界公民」,而非只是狹於一國而自限的「愛國臣民」。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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