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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確保社會秩序的產生 社會秩序催使民主自由的發展

2016/4/7 — 17:44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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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栩晉】

年多前,香港教育學院一項調查指出,香港市民普遍認為「社會秩序」較「民主」及「言論自由」重要,但三者比率相差不遠,可見港人希望在三者之間取得平衡。可是,現今的社會氣氛及政治形勢,可知三者逐漸失衡,衝突亦慢慢形成。其中,「佔領中環」便是一反動之舉,人們藉此表達對現況的不滿。對此,筆者以為「社會秩序」能使國泰民安,但唯有建基於「民主自由」,社會才能安定,因此論先後,「民主自由」為先;論輕重「社會秩序」為重,兩者不能偏廢。

「民主自由」為先方面,那是因為作為「普世價值」的「民主」和「自由」,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範疇,全方位提供「平等」和「公開」等進步因素,塑造相對開明的現代社會,亦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放眼歷史,中國數千年歷史雖以「統一」為常態,「分裂」為變態,但若論時間長短,則混亂時候稍佔多數。筆者以為這與傳統中國缺乏「民主自由」有關。眾所周知,傳統中國是「家天下」的極致體現,並因行世襲制,皇權在理論上是無限且終身的。當中,雖有相權、諫官及道德等作制衡,但終因缺乏獨立的監察及執法機構,成效不彰,以致改朝換代頻仍,社會秩序相對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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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則能極大程度上避免上述問題。首先,國家主權由人民掌握,而非「君權神授」的專制,國家領導人及政府均為「公僕」,並因三權分立,而必須接受獨立機構的監察,較難濫權。加上,任期有限,官員相對能潔身自愛,違法、失德的情況相對較少。此外,「民主」主張「人生而平等」,這賦予了國民在沒有侵害他人前提下,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範疇享有高度「自由」。此舉實為人民提供最重要的保障,同時亦能廣開言路,鼓勵人民表達意見,從而締造相對開明的社會。對此,崔宜明便曾於《道德哲學引論》表明:「『正義』源於『自由』,亦須要『自由』保護。」由此可見,「民主自由」使政治相對清明,亦確保了社會秩序的相對穩定,故論先後,確應以「民主自由」為先。

至於,「社會秩序」為重,則與人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因為人畢竟兼具「神性」和「動物性」,而「動物性」的天性正正十分重視「社會秩序」的。無論古今中外,沒有王朝不亡於「內憂」及「外患」,因為「內憂」及「外患」嚴重威脅「社會秩序」,從而引發更嚴重的問題─「民亂」。明中葉以後,國勢日衰,君主庸懶,宦官當道,致使政治腐敗,貪污及稅收加派嚴重,民怨載道,終招致群雄並起。與此同時,外族亦趁中國疲弱而大舉入侵,意欲取而代之。內外交煎下,人民生活困苦,最後被迫鋌而走險,加入群雄及外族軍隊,明朝亦因而滅亡。由此可見,「社會秩序」崩潰,將使國家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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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的天性需求共可分作五層,人必先滿足下層才能向上層發展。其中,「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層正能說明「社會秩序」的重要。所謂「食、色性也」,確保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是人的天性使然,因此「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正是人的基本需求。當生存得到「安全」和保障,人便會進而要求「尊嚴」及「道德」等 需求,此即謂「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的意思。由此可見,「社會秩序」對於人生實踐及國家安穩均佔著至關重要的地位。

綜合以上兩點,不難了解「民主自由」帶來「社會秩序」,而「社會秩序」能保障人民生活,滿足人的「生存欲望」,並使人進而發展更高層次的需要,最後便能發展至「安全」及「道德」等層次,充分實現「社會秩序」及「民主自由」的需要。由此可見,「民主自由」確保「社會秩序」的產生,「社會秩序」催使「民主自由」的發展,兩者合則兩美,分則兩傷,絕非對立的零和遊戲。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浸會大學中國語文、文學及文化文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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