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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螢火蟲 1】天水圍小販同路人黃穎姿

2016/5/19 — 13:56

有十五年社工經驗的黃姑娘(圖左)

有十五年社工經驗的黃姑娘(圖左)

這年頭,對一些為搏取鎂光燈或傳媒目光的公眾人物,坊間會謔稱他們為「搶奪光環」。但其實,社工界有一小群人默默耕耘,公眾未聞其名字,他們不在乎自己不夠人氣,長年累月扶持他人,只希望讓弱勢社群在比黑夜更難過的環境裡能夠得到一點安慰和指引。這個「民間螢火虫系列」,望能記下這批被香港主流社會遺忘的無名英雄。

資深社工莫慶聯(莫sir) 形容:「社工整體都是維穩的,少數人會敢於在體制外以倡議形式,關注宏觀社會改革,工作模式帶點理想主義。他們所服務的機構資源不穩定,工作崗位沒有保障。如果全香港有2萬個社工,做這種工作的人不足100個」。莫sir會聯同學生王惠芬(fermi),逐一拜訪這批「社工界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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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成為今年農曆年旺角衝突的關鍵詞。示威者表示,他們出來是要「保護小販」,捍衛一種香港的庶民生活文化。那邊廂,早在八年前,已有社工做先驅,在未有太多人關注「小販文化」之前,率先紥根天水圍,與小販一起爭取擺賣空間。那些年,「領匯」未如今天般與「地產霸權」成為同義詞,這位社工已發現,天水圍的消費選擇已單一得令區內居民窒息。她知道,撐小販,就是讓香港基層的生活,逃出商場化、中環價值的一種可能。

這位與小販同行多年的社工叫黃穎姿。筆者第一眼見到她,難忘她的baby face。她穿著廉價的綿質印花衣服,身上掛著斜揹袋,腳踏波鞋,露齒笑容有點傻氣,看起來好像剛畢業的單純少女,走在天水圍的路上,婦女大叔都會親切地喊她「黃姑娘」,她每每報以靦腆的笑容。深入訪問後,才知道她已經做了社工十五年,而且談起她的專業,黃姑娘的思路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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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印象最深的是,黃姑娘會小心地不會把「小販 VS食環署」描寫為正與邪的黑白二元關係,並且能把她在學院修讀的學術理論融匯貫通,實踐在地區裡。在她的回憶裡,帶領小販的抗爭,少不免被立法會和特首選舉的政治勢力牽連,有時是一種幫助,更多時候是被拖累。多年與小販並肩抗爭,黃穎姿看到的小販身影,並不是被動無力的受害者,而是面對壓逼環境而懂得在狹縫裡找尋生存樂趣和意義的小市民。

黃姑娘(圖右)

黃姑娘(圖右)

自己社區自己救

問:妳是如何加入「社區發展陣線」的?

答:「社區發展陣線」其實早在2005年便成立,因為那時曾經出現過一場危機。政府一度想削減「社區發展服務」的人手和資源,約十多名來自不同地區從事社區發展服務的社工組成了這個陣線。 最初陣線目標不清晰,還在摸索,後來有社工向我們反映,天水圍有很大需要,所以嘗試在這區立足,並向樂施會申請資助,第一期獲批經費約三十萬。

問:天水圍那時有倫常慘案,被稱作「悲情城市」,你的手法有何特點?

答:不少人認為天水圍充斥著低學歷、低技術、新移民,老夫少妻等「問題」 。我們想脫離這種思考模式,不想以「問題」去理解一個社區。其實,天水圍北區由入伙(2000年)到我們落區,中間已有9年,在這九年裡,我們相信街坊已經會在區內找方法去自救。我們做問卷調查,發現區內很多人都說想「賣東西」。街坊還帶我們去看天光墟,這個位於屏廈路排水天橋附近的地攤,是由街坊每天清晨自發擺賣,主要賣蔬果和乾貨,都是實用物品,深受晨運客和主婦歡迎。

本文作者指,第一眼見到黃姑娘,難忘她的baby face。

本文作者指,第一眼見到黃姑娘,難忘她的baby face。

偷雞搞墟市

問:之後你如何去理解墟市運作?

答:我們向政府找一些場地搞短期墟市。其實天水圍很多空置場地,全歸政府部門管理,如康文署、地政署、房署。我們先挑選房署的廣場,因為那裡人流旺,那年剛好是2008年,也是立法會選舉年,天水圍是新區有很在潛在票源,候選人都湧到天水圍搞「嘉年華」做宣傳。我們用嘉年華作包裝借用房署場地,其實暗地裡搞墟市。由於場地不准現金交易,便向友好地區組織借辦公室,在這裡作「現金交易」的地方。居民需要先入辦公室以現金兌換「代用幣」,才能入場買東西,收檔後攤販可以拿代用幣回來兌回現金。

攤檔本來很業餘,最初是婦女賣糕點,居民賣二手衫;到後來吸引了真的小販加入,有農夫來賣菜,有賣海味的檔日一天賣八個小時做到2千元營業額。小販們說,他們平日有走鬼風險,在我們的墟擺不用擔心,心安理得。後來我們被人舉報,指我們在做商業活動違反了租場規則,就暫停了。

問:被冚檔後,你們用甚麼方法推動墟市?

答:其實居民始終鍾情「天光墟」這種彈性化,流動的墟市,我們希望讓他們在更佳條件下擺賣,於是爭取見區議員、民政專員、食環署,讓街坊向官員反映情況;其實食環署都不容易,每當食環署職員來驅趕小販,也會被居民罵。所以大家見面之後,互相理解。

小販明白擺賣時不要發出噪音、整潔一點,投訴少一點,食環也會鬆手一點。但另一方面,當局始終不認同天光墟這種不受規管的墟市,所以有建議不如在區內找一個地方,搞個固定的墟市。我們組織了六十幾個居民,成立了「關注天水圍小販大聯盟」,向當局和區內人士建議一些墟市的選址,和提議一些管理手法。 碰巧當時遇上特首選舉,唐英年、梁振英都來落區,對墟市這種另類經濟開始關注;而且當時亦發生一些小販被欺壓的新聞,傳媒都開始關注。

黃姑娘(中)指,當地居民始終鍾情「天光墟」這種彈性化,流動的墟市。圖右為莫慶聯、左為王惠芬。

黃姑娘(中)指,當地居民始終鍾情「天光墟」這種彈性化,流動的墟市。圖右為莫慶聯、左為王惠芬。

對抗主流經濟的英雄

問:我翻查了報道,看到2011年到2012年,有近五十份報道關於天水圍墟市的,街坊見傳媒的過程,順利嗎?

答:傳媒訪問時,經常問「做小販有幾慘?」「為何淪落到做小販?」「是否經常被人抓?」「罰過幾多錢?」(筆者看過其中一篇寫小販收過四十多張告票,也有小販無奈地說交罰款有如交租,風格頗悲情)。訪問的內容就是不斷說有多慘,這種小販不斷被「賣慘」的過程,我作為組織的社工看下去覺得很糟糕,再這樣下去,個組織會沒有力量,會崩潰的。碰巧我那時在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馬國明是我的老師,他寫了一本書叫《路邊政治經濟學》,裡面談了很多他對小販的看法,他形容,小販其實是對抗主流經濟的英雄,與大資本家去搶奪街道空間,我看完覺得很Amazing!

問:一個社工讀了理論,思維上改變了,真是可以令小販之間抗爭士氣提升?

答:我開始思考,點解天光墟這麼多人支持?我開始宏觀點去看,去數天水圍究竟有幾多商場,才發現,天水圍居民的生活被地產商包圍,出現「南長實、北領匯」的局面,小店是沒有生存空間的。我們也慢慢整理出一種說法,墟市不只是幫幾十個小販,而是幫助整個社區,特別這區的商場壟斷特別嚴重,墟市的存在可以讓居民有另類購物選擇。

問:小販一般來自基層,你如何給他們講解這麼深的理論?

答:我跟他們說,有個學者形容你們是對抗主流經濟的英雄,你們覺得呢?街坊開始思考,重組自己的經歷。有小販跟我們說,有經歷家暴的婦女出來買餸,這位小販便帶她一起賣東西,令這位婦女有收入,可以獨立;小販賣貨時,見到那位街坊不開心,也會轉介個案給我們社工。其實,小販和整個社區是連結起來,令區內的居民不會變成孤島,這不就是政府一天到晚說要推「社區資本」?不同的是,政府會搞一些「人造」的活動去嘗試連繫街坊,但墟市是自然建立的social networking。

小販是一種自主的生活方式

問:其實為何居民會做小販?

答:很多人問,為何居民不去找一份正職?街坊常說「擺天光墟搵到的錢不多」,我知道,做小販一個月的收入只有數千元,肯定比出去打工掙得更少,但做小販時間自由,特別適合婦女。婦女要照顧家庭,要帶小孩,沒法去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天光墟在清晨五時到九時運作,婦女可以按自己的日程,在家務之外的空閒來擺賣,幫補一下家計,認識一下朋友,她們已經心滿意足。

特首選舉的政績工程

問:我知道你們爭取了幾年,政府終於批出了一個地段做「天秀墟」,卻不是批給你們組織,而是批了給另一社福機構東華三院,事情是怎發生的?

答:梁振英在2012年7月 上任,9月就宣佈在天水圍天逸邨和天富苑之間,批出一幅近4萬平方呎的空地搞墟市,名為「天秀墟」。街坊們都問:「為何不是黃姑娘妳籌辦?」政府跟我的解釋是,「東華三院的總理很有心」,很多人理解是,那陣子反國教,社會氣氛很緊張,我感受到這個墟市的計劃是忽然被挖出來,急急要實踐,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政績工程。由於東華三院不太有經驗,街坊跟我們有深厚關係,我們便組織他們爭取讓天秀墟的管理更民主化。

問:你跟了這個議題4年,和小販一起作戰這麼久,最終為他人在嫁衣裳,會否失望?

答:我有小許失望。但我後來細想,若政府授權我們成為管理者,我們難免和小販有種敵對關係。以前我們短期辦墟市,我們可以和小販有種「一條船」的感覺。雖然我是讀書較多的社工,但和街坊相處更像「同事」,有種互補不足的平等感覺,我擅長文書,他們懂得做小生意,大家可以互相督促交換意見。若我們成為天秀墟的管理者,由於那裡的租約長達五年,權力關係會改變。

問:天秀墟出現之後,天光墟怎樣?

答:天秀墟出現後,天光墟立即被食環署驅趕。但以我所知,食環署也是受其他部門或人士的壓力,收到投訴沒法不去驅趕,而且據知他們要寫很厚的報告匯報執法情況。所以食環署也不是沒有壓力的,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

塘水滾塘魚是可行的

問:現在你們對墟市政策有甚麼想法?

答:近年「墟市」成為了一種潮流,連高檔商場也要去搞墟, 我現在很擔心大家談墟市變成「地產項目」。不少人對墟市的理解和我們不同,他們認為要吸引外區人入來消費,否則塘水滾塘魚,但我一直強調,「塘水滾塘魚是可行的」,只要製造區內消費,也一樣有正面的社區效應,特別我們談的墟市是服務基層的,賣的貨品是實用的食物或衣物,並不是那種「手作仔」的消閒玩意。

問:這麼多年服務基層,你覺得有甚麼成果?

答:爭取到政府批地建墟市,並令社會有多點人關注是一種成果。但我個人更看重是人的內心的醒覺。我經常思考,制度得到了,人卻沒法跟得上,反而會令制度崩潰甚至扭曲。好像我們想爭取天秀墟的民主成份,但街坊選了代表出來,卻有時出現一種「消費者心態」,覺得代表要服務他們。我始終希望,居民在參與這個爭取的過程,能夠可以在心態上多點「公共性」,即不只想自己的利益,多點想整體。

別再跟我說:「你很偉大」

問:你這種民間機構,資源不穩定,收入也不高,親友如何看你的工作?

答:以我約十五年年資的社工,若在大機構工作,月薪應該比現在高三成。每次和同屆畢業的舊同學聚會,他們看到我就會說:「Athena,你仍做緊這份工?是時候想想自己了。」有朋友會覺得我「好偉大」,但我會覺得說我偉大的人是不負責任,好像把個波推了給我,我不想你們覺得我偉大,而是和我一起做。

問:妳今年37歲了,8年來薪金也低於同輩,妳是如何走下去的?

答:秘訣是不要經常見朋友,不要讓母親知道你的同輩月薪有多少(眾笑)。有時跟同屆的朋友見完面,我內心也有爭扎,別人可以時常去旅行又可以買車,我卻幹一份幾近沒有未來的工作,收入不穩定,崗位沒有保障。曾經有一年我們組織申請資助批得很遲,辦公室租金也交不了,幸好另外一起合租的組織體諒。雖然有點辛苦,但我想到若轉工到大機構,到時又未必可以像現在這樣般,覺得工作有意義,而且有一定自由度、自主性。

問:我知道曾經有一年,為要了解商界,妳做過保險和中港貿易,體會到一些甚麼?

答:早年曾經做了一段時間市區重建局的社工服務隊,要協助受清拆影響的街坊。以前我以為社工普遍對「街坊」群體的想法很正面,覺得他們很「善良」,要「幫助他們」,但那一次,我卻經歷了複雜的利益關係,我驚訝地發現,除了市建局不好應付之外,街坊也會利用我,把我視作工具。當時我晴天霹靂,覺得自己會否太無知。後來索性離開社工界一年,去看看街坊要面對的「真實」世界是如何運作的。那一年我看到,商業社會要講門面包裝,不鼓勵思考,只需要以別人的成功方程式照做便可,我曾經被嫌不懂講大話,甚至要求我要學習「對別人殘忍」這種似是而非的道理。我還記得一位做保險的上司曾批評我:「Athena,你思考太多,最終會令妳精神崩潰。」              

問:社工界有一些價值,很多人覺得傻而憨居,例如重視人,例如溝通很重要,例如希望社會改變。

答:我小時候讀魯迅,很喜歡他的文章,覺得魯迅的教訓是要透過改變人來改變社會;長大後我想做社工,就是想改變社會。商界或者覺得社工圈子奇怪,但我覺得我們是勇敢,會經常反思,想解拆一些好像是必然的東西。

黃姑娘(左)現時擔心墟市變成「地產項目」。

黃姑娘(左)現時擔心墟市變成「地產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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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以義工身份加入社區發展陣線

2008:以義工身份協助開展天水圍社區發展計劃

2009:正式成為社區發展陣線的社工,在區內找地點讓街坊進行墟市實驗

和街坊出席立法會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於會上發言,向立法會申訴部提出申訴,會見立法會議員、區議員、民政署、食環署,接受傳媒訪問等,爭取在天水圍設立墟市,並向社會講解天光墟這種地攤的重要社區連結作用

2012:梁振英上台後旋即公佈在天水圍開設「天秀墟」,但由「東華三院」管理

至今:爭取改善「天秀墟」的硬件和軟件,促進檔主和管理者的溝通,讓天秀墟的管理更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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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莫慶聯,人稱莫sir,80年代初開始從事社區工作,曾協助臨時房屋區居民組織起來,爭取改善生活條件。80年代末進入學院教學,培訓年青一代社工。兩年前因對大學產業化感厭倦,提早退休,結束25年的教學生涯。退休後,莫Sir仍然心繫基層,致力推動教會、社福界及弱勢群體關心社會政策。

問:王惠芬(Fermi ),畢業於城市大學修畢社會工作文憑及社會工作學士。1998開始服務香港少數族裔居民;2001創立香港融樂會,致力讓少數族裔居享有與華裔居民一樣的平等機會和權利。2014離開融樂會,現於中大進修神學。王惠芬相信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是人權和社會公義,傾向以政策倡議和組織居民起來反抗以改變社會。

問:譚蕙芸,大學新聞系老師,曾做前線記者主力採訪「社會福利範疇」的新聞。近年和王惠芬及莫慶聯曾遠赴尼泊爾和印度,探訪當地一些優秀的社福機構,見識了在惡劣環境裡,社工仍能堅持對人權和公義的追求,於是發起聯同王惠芬和莫sir於香港探訪同類的小型社福機構,把香港一些有心的社工服務記錄下來,希望年輕社工和香港市民得到啟發。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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