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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人的尊嚴:談全民退休保障

2016/6/1 — 10:40

香港不少中老年人因各種理由,要露宿街頭。不少論者認為,全民退保或能幫助他們。(資料圖片)

香港不少中老年人因各種理由,要露宿街頭。不少論者認為,全民退保或能幫助他們。(資料圖片)

車毀人亡。

我們都在車毀人亡的路上。

全民退休保障的照顧重點,不單是指涉照顧當下的長者人口,我們需要考慮十年後,或二十年後的踏入六十歲的人口。換句話說,在2016年的40歲,或是50歲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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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簡單看現時他們的就業處境。

統計處的數據指出,於2015年,40 - 49歲及50 - 59歲的失業比率是2.8%,我們甚至可以看到25 - 44歲12/2015 - 2/2016期間的勞動人口參與率86.1%,45 - 64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68.8%,表面看上去好像政府於《施政報告》人口政策發佈會所聲稱的「年長人士勞動人口參與率偏低」,這裡說的是「50歲或以上較年長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由2003年的56.3%上升至2013年的62.3%」,香港比日本及南韓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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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們沒有說的是,他們現時的工作薪金的惡劣。就2014年的統計,50 - 59歲的年齡層中,其中29700位女性及86100位男性,取15,000至19,999港元的薪金,71100位女性及124600位男性,取10,000至14,999港元的薪金,65000位女性47100位男性取8,000至9,999港元的低薪。而竟然有106500位女性及37100位男性,取低於6000元至7,999元的薪金。

就是說,上面的就業人口,總共有451400的中老年人是過著14000入息中位數的薪金。而且他們欠缺儲蓄能力,甚至是一日收入一日清的地步。十年後他們進入被迫退休的階段時,我們難以想像全港貧困長者的數目,因為我們還沒有計算現為家庭主婦的中老年人口。2010年,全港貧困長者達28萬人,佔整體老齡人口32.5%。而2026年,451400人算是最保守及不準確的估計。而且我們沒有計算通漲、物價、可供長者持續就業職位,以及更重要的,潛在工傷及因工傷被迫退休,或甚是依賴醫療系統復健的長者。而他們往往最少人去關注,而且處境往往是最差的。

退休(前)的財技

強積金制度15年年率化回報為3.1%,然而沒有去思考5-10年的經濟周期,及工資的漲幅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港大一項研究發現,在2003年至2008年的5年間,及1998年至2008年的10年間,62.9%的受訪者工作5年後收入仍停留在同一組別,多達47.2%的受訪者工作10年後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如回報是當下的物價指數計算,就只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收入。而且對沖仍然要面對虧蝕風險。這不是個人資產,而是可加可減的消費品。風險承受能力取代了儲蓄的避險效能。而且每個人都要被消費,以及被投資。再者,參照點再不是以私人的人生規劃,或最起碼的對於退休後生活質素的考量作為參照,而是以私人積金投入一個個人難以預料的賭博金融市場作為參照,以投資的心態來考量積金帶來的前景,不是生活質素的預想作為積金之作用考量,危險性可想而之 : 無異於把自己的錢投入在一群不可預測性的因素之中望其穩定增長,而往往就是投資的心理取代了個人可為將來籌劃生活方式的潛能及習慣。然而強積金制度龐大開支,例如積金局一方面要求受託人下調基金管理費以減少強積金的開支,但另一方面卻花公帑租用租金高昂的寫字樓及聘用眾多高薪厚職的員工。積金局聘用了近700名僱員,而且他們的平均年薪為40萬元,而五名最高級的行政人員每人的年薪逾300萬元,又共租用了四個辦公室。再者,審計署無權對積金局進行衡工量值審計,以確保該局沒有濫用公帑。那長遠而言,計算他們的加薪幅度及局方營運的通漲幅度,比起全民退保潛在的購買力的加強及因改善生活質素消費而帶動的民生經濟,乃至銀髮產品的回購力,強積金的系統既浪費,沒效率,而且是一種先洗未來錢的舉措。

全民退保,是一個家庭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庭為單位,長者的消費在欠缺政府的支持下,青年又會面對幾十年前的困境,也許他們考慮到大學學位貶值,以及學債的問題,而考慮提早出外工作,然而卻面對10年後仍停留在同一收入組別的困窘處境,然而他們是失業率最高的組群,再者,成為大學畢業生,就要去負擔學債,消費債務及強積金的不穩定回報(甚至虧損),而他們在規畫未來之先就要面對身體機能及就業情況欠佳的中年人士及長者。根本上減緩了他們向上流動的潛力,更不好說要他們籌組下一代家庭,來改變生育率下降的人口結構。而政府及政黨所謂全民退保會「青年人加稅(或擴充稅基)以支撐長者增加保障金額開支,使青年面對困境」,不攻自破。政府錯把加稅是開支,而非釋放購買力及減少青年向上流動的負擔。其實,如果若干消費稅的執行,加上政府在通漲過程賺得回報之回饋,難道不可以抵銷青年在全民退保之中承受的可能壓力。比起強積金制度現時的效能浪費及公帑浪費,全民退保在經濟增長,人口結構,及向上流動的可觀性更膀一籌。

更需要長遠的福利規畫

然而,一個人的生活質素,不可單靠一個人的儲蓄,儲蓄可能因為那人使用不當或意外而減捐的。在以人的專嚴作為價值的社會,人的生活質素是應該有可持續的累積,取代以投資作為考量的人生規畫之福利範式異常重要。福利及人的生活質素,因青年就開始維持在尊嚴水平,而且配合持續醫療的保障,住屋的保障及非市場化的退休--危疾的保障,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在退休時累積下來種種因為欠缺資金及服務,一次過解決的總成本,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市場必然的追求效率最大化,利潤最大化而成本最小化,以投資作為考量的人生規畫之福利範式,沒有要考量人個體化的需要,甚至是對他們提供個人化的協助,效率必然要降低,而成本必然相對增加。民主共責程序下的整體福利規畫,可以避開上述退休金種種所謂財務管理失當或節省不足之問題,也是避免在住屋,基層醫療等福利資源之資源錯配。

筆者倡導及極力爭取一個社會福利規劃的民主共責系統,必須要由不同的弱勢社群及面對老年,醫療需要,住屋資源問題之市民,不同年齡的服務使用者作為主導,而若干專家,政治人物可以參與,但他們不能夠主導資源分配及手法的指標所影響。服務使用者有絕對的權力,以公民權的身份規劃他們所需,而且必須要有絕對的法律權利使他們的決策權力受到保護。而且民主共責系統是絕對獨立的。議會及行政機構不能對共責系統作出干預。這才能取消不了解社會服務的官僚,專案或若干學者的行政霸權,重新建立一個民眾及弱勢人士合作的,一個較為公義的社會。在當中,致力於避免官僚集權的規畫。代之以民眾參與,政府承責之方式,提供房屋資源的合理分配,處理就業,合理作出工傷賠償,醫療減免,學債減省及弱勢者的教育資源分配等諸領域,都可專業的討論,決策,作出合理分配,把支出透明之化,問責化及民主化。

李健正在《新社會政策》(香港中文大學,1999)中提出以共責體系制定社會政策的構想。共責體系先是在北歐國家的體系而來,以解決福利政策政治化,政客因選舉提出不能履行的承諾,議會的議事日程龐雜,為了效率而不深入探討專業範疇的細節,另外,一些政黨及專業人士對非政治化的議題(泛指勞工、福利政策)作出權衡,甚至否定。 此外,而且由於他們不了解專業人士、服務使用者的實際操作,引致了在制訂福利政策的偏差。

在一些歐洲國家,如瑞典,奧地利,荷蘭,比利時等,他們會把議會視為國家重大決策的制訂場所,包括外交、軍事、重大的經濟政策等;而福利 及教育事務會給予共責體系作出有法定權力的決策,而決策的效率、即時性、有效性及參與性更為提高,民主成份更重。由此可見,在福利政策的角度,共責體系更能讓人民有更深層次的參與,即時反映人們的需求,並且體現政策的意向及社會的多樣性。在決策福利政策可以走到一個更有社會效能(social efficiency)的進程。(趙維生,1987)

在西方,過往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很受專業決策者的影響,而且往往受專業人士如社會工作者、醫生、教師、老年學專家或是政策學家所主導。真正的受助者及服務使用者多是被動接受他們的決策。專業人士當然尊重大眾的意見,然而因為量化標準的普及,評估的方式更要求效率,取代了質化的,深入而且多元化的研究。專業人士依賴這些成效評估,從而忽略了政策的實際操作及多元化的需求。

我們認為,近年來福利制度的由上而下的急遽轉變,而且反映了轉變中的混亂,工作人員處遇的不平等,受助者得不到起碼質素的服務,只是追求效率的最大化而忽略了人本關懷的價值等問題,是因為以行政主導的政府操作方式,我們的自主性及能動性被去勢。相反,我們「去中央」的政體,由少數的專業人士參與,以可以理解高度複雜的實際操作及持份者主導,以把福利政策的權力制定權下放,共同策劃福利政策,作為針對近二百萬人的貧窮人口,弱勢社群及有不同需要的族群,他們的直接參與及共同策劃,必然能有效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及多元化的需要,體現人民的實際處境及意向。再者,加強民眾參與社會事務的普遍性,並且這才能貫徹更有深度的民主。使其成為一個完全符合平等、正義原則的社會。(Mullaly,1993)

參考資料

(1)《施政報告》人口政策發佈會
(2)按每月就業收入、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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