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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育遇上法律 ─ 以師生WhatsApp交流為例 

2016/5/18 —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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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霍梓楠】

近日有中學招聘助理教師,要求5年警察經驗。經記者查問後,發現校方原意是聘請有紀律部隊經驗的人士,就網絡罪行及訓育手法等提供法律意見。這則新聞折射了愈來愈多學校關注其法律風險,以及現職教師普遍缺乏法律知識。

筆者懷疑單單具有紀律部隊經驗人士是否有能力於學校任教,畢竟他們未必曾接受教學法、課室管理等專業師資訓練;再者,紀律部隊的職責側重於執法,他們可能曾接受基礎法律訓練,但未必全面掌握法治理論。筆者認為校方如果遇上法律疑問,應尋求專業法律顧問協助。長遠而言,教育局及師訓機構應為教育界提供足夠的法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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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軟件推動正面師生關係?

事實上,有關法律的教育議題並不限於訓育學生與網絡罪行。筆者嘗試以教師如何利用通訊軟件及社交網站為例子,從法律角度剖析教育議題之餘,亦兼顧教育本質與實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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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不少教師會透過通訊軟件及社交網站與學生互動,不僅方便資訊與教材的傳遞,也可以建立較緊密的師生關係。港大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名譽總監袁海球曾向多間學校了解社交媒體對師生的影響,他從校長得知有年輕男教師凌晨三點仍跟女學生在社交媒體傾談,該教師聲稱是「傾功課」,但仍令校長感憂心。他又說學校難以為教師訂下有關規則。他肯定WhatsApp可推動正面師生關係,但重點在於教師釐清師生關係的界線。

校外欺凌 校方有責?

筆者以一個於2002年的英國案例 (Bradford-Smart v. West Sussex County Council)作參考,討論這條界線該如何定立。女生B在小學就讀期間成績優異,但被一幫同校女生欺凌,產生心理創傷,故控告校方疏忽。法官根據證供認定B沒有在校內受到欺凌,班主任會在小息時把她留在課室內與她作伴。

可是,她在上下課途中乘搭巴士時確實受那幫女生欺凌。判詞指出校方的責任只限於在校內採取有效的防禦措施,校方對學生的照顧責任通常在學生離開校門就終止,學生離校後應由家長監管。法庭同意倘若教師發現校外欺凌行為對學生造成有害的影響(例如教師留意到學生在課堂上情緒有異),校方應進行調查並採取適當行動。

由於B的學習表現沒有因欺凌行為造成負面影響,加上校方已採取適切措施在校內保護她,所以結論是校方並無疏忽。如果學生的問題發生在校外,要說服法庭裁定校方應該把照顧學生的責任拓展到校外是「公平、公正和合理」肯定非常困難,因為這會加重校方和教師的工作範圍和壓力。

教師如何關顧學生才是稱職?

法庭亦指出,校方若選擇富積極性的做法處理校外欺凌問題,只是酌情行事而非份內責任。學校更要留意,不適當的介入反而有機會令受欺凌學生面對更惡劣的情況。事實上,校方可以先與家長溝通,甚至視乎情况把個案轉介警方及社會福利機構。

根據上述案例原則,教師利用私人時間與學生通訊並不是教師的份內責任。教師自願「加班」,是具教學熱誠的表現。先撇除法律責任不說,作為準教師,筆者不時會思考:如何關顧學生才算是一位稱職的教師?筆者一方面明白,學生的行為問題很可能源自其校外處境,「心病還須心藥醫」;一方面亦意識到教師與學生、學校與社會應有一條界線,教師也不可能把每位學生的所有問題扛上身。

不少學生認為願意犧牲私人時間、與他們傾訴的教師才是「好老師」。某些學生願意在晚間問功課、向教師道歉及解釋誤會,於是教師會利用這個教好學生的機會。一些「頑劣」學生不易信任教師,他們面對的家庭、朋輩及學業問題都較複雜。在日常課堂中,他們經常以不合作的態度對待教師。教師不易透過校內課堂及其他活動解開他們的心結,所以教師或會利用私人時間透過通訊軟件與他們重建信任。

私人時間通訊的反效果

然而這類通訊有機會帶來反效果,上文提及的「凌晨三點談論功課」就是一例。教師的作息被學生擾亂已算小事。青少年可能會對教師的私訊作過份及錯誤解讀,容易引起誤會(最常見的是「偏心」指控),更可能會在同學間造謠,例如把教師的說話斷章取義再「廣傳」,造成的後遺症可大可小。假如學生與教師私訊後發生不幸事件,家長或會循法律途徑向教師及校方追究疏忽責任,私訊內容會成為呈堂證據以審視它與不幸事件的因果關係。

就算沒有以上提及的風險,如果教師經常以私人時間教導及輔導學生,可能會令學生養成依賴習慣。我們可以換轉角度思考──教師拒絕學生後,可順道教他們應該設身處地想想,理解教師日常的辛勞,也應明白教師也有自己的私人及作息時間。學生有責任在校內認真聽課,若他們有需要與教師傾談,可安排在課餘時間於校內約見。

家長的不合理期望

然而,有學生甚至家長認為這類公私分明的教師「不稱職」。筆者聽聞有家長曾在深夜聯絡教師詢問子女身在何方。部份家長似乎認為教師知道子女離校後的動向甚至秘密。教師應可預見這個局面,因為與學生建立較親密的關係可能會伴隨額外責任,令學生以至家長有不合理期望。校方推動「家校合作」時,是否應該向家長強調他們應該監管已離校的子女,教師無須扛下他們應負的照顧責任?

《臉書法》矯枉過正

校方應否全面不准許教師提供任何私人聯絡方法予學生?2011年五月,美國密蘇里州參議會立法通過被稱為《臉書法》的新法,當中最具爭議的是禁止教師建立、維護及使用與工作無關、可以與現在及過去學生作私人交流的網站(“No teacher shall establish, maintain, or use a nonwork-related internet site which allows exclusive access with a current or former student.”),例子是教師不可以和學生私下在Facebook成為朋友及作私人對話。本來此法於同年八月生效,但引起教師的強烈反彈。當地教師協會(The Missouri Teacher Association)成功對新法申請臨時禁制令,理由主要是新法有可能侵犯教師的言論自由,製造寒蟬效應。最後該新法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學校制定措施防止師生利用電子媒介作不當交流。

從營造法治校園做起

由此可見,當教育遇上法律,引起的爭議絕不簡單。筆者認為,校方與教育局單單透過認識法律風險以避免捲入訴訟,只是理解教育法的第一步。若校方與局方認同法治對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還須要求教師深入理解法律與教育的互動,以及探討如何因材施教,使學生明白法治概念。

雖然法律條文冗長,案例浩瀚如海,但所發展出的原則,不外乎是一套與時並進、人人皆守的合理規範,藉此擺脫人治帶來的惡果。筆者曾於師訓課程中得知一種上佳的法治啟蒙教育:某學校手冊上所載的每則校規均附有背後原則。讓學生初步理解法治,與其教導他們認識及背誦法律條文,倒不如從校園生活入手--希望學生不是因單純避免懲罰,而是基於理解及互相尊重而服從校規;加上教師不濫權、依規辦事,則學校可成為法治社會的縮影。

 

參考資料:林壽康、余惠萍(2014).香港教育法:疏忽侵權篇.香港:進一步.

作者簡介:中學教學助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物理)。鋼琴義教組織「We Wah 音樂家」幹事及街頭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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