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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之風

2015/11/6 — 11:52

在「疑古派」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別人,就是孔子。

在「疑古派」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別人,就是孔子。

「疑古」風潮始於清末,到民國初年更是流行。民國知識界「疑古」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編《古史辨》的顧頡剛。顧頡剛為《古史辨》第一冊寫了一篇長序,原始版本的《古史辨》第一冊有四百頁左右,其中一百二十頁是顧頡剛寫的序。他在序中將那個時代年輕讀書人面對歷史知識時的挫折與疑惑鉅細靡遺地紀錄下來。由挫折和疑惑而刺激出巨大的熱情。讀顧頡剛的長序,我們就能明瞭:《古史辨》不是一項純粹的、冷靜的知識活動,而是一個熱情的理想運動。

這個理想運動很快就號召了許多人投身其間,包括胡適及後來的郭沫若等人,當時最活躍、最聰明的年輕人幾乎都進來了。他們要救中國,要以科學的方法來救中國,然而他們真的沒有能力用科學方法研究科學,於是就退而求其次,「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國故他們很熟,科學方法他們一知半解,整理起來真正的重點,就集中在對中國所有的古書進行一場大整肅,要從中間整出所有假的、騙人的內容。

這場大整肅初期獲得的重要結果,也是顧頡剛在那篇長序中明確提出來的觀念,叫做「古史層累構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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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層壘構成說」主張:中國歷史有一個「信史時代」作為原點,從「信史時代」以下,歷史才有了真正的紀錄,才可以被查核,也才可信。「信史」的起點,和過去傳統講的歷史源頭,有很長的一段距離。傳統說法中,不管從盤古開天開始,還是從黃帝開始,都不是「信史」,都不可信。

這些傳統說法怎麼來的?是經歷了一段「造史時期」而形成的。「造史時期」人們熱中於製造歷史,而且他們依循一個基本原則陸續創造了歷史的種種說法,那個原則就是「愈早前的歷史是愈晚後創造的」。這裡有一個人說:「歷史是從這裡開始。」下一個在他後面出來「造史」的人,就會在他說的歷史起點之前,再找出一點說:「哦,不對,歷史其實是從這裡就開始了。」再後面再又有一個人出來,就又跑去造更前面的歷史。這叫做「古史層累構成說」。古史是以相反的程序一層一層倒過來疊上去的。我們今天看到的歷史,愈早的內容,其實是愈後來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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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頡剛等「疑古派」認為,中國信史的起點,最早只能推到《春秋》。《春秋》是第一部可稽核可信的歷史紀錄,換句話說,在《春秋》之前,在東周之前,歷史都是依「層壘構成說」造出來的。關於西周的歷史內容,大概就是春秋時代的人創造的,那時他們知道的「過去」、「歷史」就是剛消逝的西周。那麼商朝呢?一定就是春秋之後,春秋後期或戰國早期的的人推在西周之前造出來的。

「古史層累構成說」一度大風靡,感染、說服了許多人。為什麼要「造史」?因為春秋戰國的分裂局勢,加上諸子活躍,百家齊鳴,大家提出各種主張爭取認同,在那種環境中,歷史很有用,可以幫忙增加學說的說服力,也可以幫忙提高新興諸國的地位。「我的學說依古有據」、「我的祖先早有功績」這種說法在那個時代很流行,刺激了大家「向前造史」的充分動機。愈後來的,愈能站在別人已有的說法上,往前誇耀自己的「古老性」、「起源位置」,所以造成了這種逆向積累的特殊現象。列國、諸子為了雄辯爭勝,就拿了歷史當工具,造出許多久遠的歷史來。

在「疑古派」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別人,就是孔子。這個看法其實是承襲清末「公羊派」的,尤其是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而來的。康有為抬高孔子,認為孔子不是真正要「復周禮之古」,而是要「托古改制」,也就是說孔子講的那些古代聖王,其實是「假托」,將自己的理想寄託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身上。

這豈不就是「造史」──為了現實需要創造歷史的例證?孔子看不慣抓住權力不放,侵奪天子權力的諸侯,他就對諸侯說:古代有真正最偉大的君王,他不抓權力的,他自願將天下禪讓給真正有能力的繼任者,這個偉大的君王叫做堯。堯成了「禪讓」理想的古代代表,後來就有人在堯上面堆疊上許由,他比堯更不愛權力,人家要將天下讓給他,他非但沒有接受,還馬上跑到河邊去洗耳朵,覺得自己的耳朵被那話給污染了。他比堯更清高、更偉大。

想要宣揚什麼樣的主張,大家就都學孔子「托古改制」,去創造出更久遠的歷史人物來做例證,如此一來,「造史」造得不亦樂乎,中國歷史就被造得愈來愈長、愈來愈古了!

過去中國古史知識最重要的依據,是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史記》是從「三皇五帝」,從黃帝蚩尤開始講起的。可是顧頡剛等「疑古派」大筆一揮,就將中國歷史斬了將近一半。本來的「五千年歷史」,一下子變成只有兩千多年。對中國信史的主張,「疑古派」將之上綱為一種重要的現代態度,科學精神,實事求是,先從承認自家只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做起,歷史是歷史、傳說是傳說,要擺脫過去的造假習慣,認真分辨清楚。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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