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看見性侵 · 5】3%背後 「看不見」的男性受害人

2018/1/14 — 19:44

在性侵議題的討論裏,男性受害人常常是不被「看見」的一群人。

媒體上存在大量對女性性侵受害人的刻畫。在#metoo全球浪潮之下,華人社會的輿論場,亦開始討論女性受害人面對的社會困境。但當說起男性受害人,一問之下,我們好像大腦空白——對,男性受害人,他們會是怎樣?有怎樣的面孔,怎樣的記憶;怎樣的掙扎,怎樣的思想?

他們是怎樣的人,又活在怎樣的真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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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性罪行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根據社署統計,2017年1月至9月,獲呈報的725宗性暴力個案當中,僅3%受害者為男性。3%,這個微乎其微的數字,讓他們輕易從公眾視線中被抹去。而傳統的性別文化讓我們認為,男性在性侵現象裏,只會成為加害者的角色。對「真男人」的性別定型,以及對生理反應的迷思,甚至讓受害者自己都懷疑自己的遭遇。而我們的社會,亦嚴重缺乏專門幫助男性性侵受害人的機構。

3%的他們,成了沒有位置的受害人:數字「看不見」他們,文化「看不見」他們,社會機制「看不見」他們。而他們自己,亦「看不見」,或「不想看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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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第五篇,我們希望與您走進3%的風雨,看見男性受害人。傳統性別文化對男人的刻畫及定型,是時候被挑戰了——從性侵議題開始,看見「會受傷的男人」。社會對會受傷的男人的污名化,亦是時候被反思:我們憑什麼要求,他們「不能」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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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蝕底」的受害人 意想不到的侵犯者

志偉(化名)對6、7歲左右的記憶,感到很模糊。像每一個小孩愛偷偷溜進父母房間那樣,在十幾歲的哥哥帶領下,兩個孩子跑到了父母的床上。哥哥不知從哪裡找來了父母平日看的成人錄影帶,在他面前開始播放。接下來的事,志偉的描述,斷斷續續。「和我一齊看……跟著錄影帶,和我一齊……做錄影帶裏的事情。對,就是這樣吧。」

坊間常見「男仔不怕蝕底」心理,生了女孩的家長特別緊張教育女兒,不要「蝕底」;若生的是男孩,大家就鬆了口氣,感覺不用擔心。「那時不懂這叫性侵犯。我以為,是哥哥同我玩而已。我不懂得分辨。家裡人一直都沒教我。特別因為自己是男孩,通常大家只擔心女生吃虧,不怕男生吃虧嘛。」

「更加不會想到,侵犯者會是家人。」志偉回憶,「我也沒有戒心,因為,他是我哥哥啊。」

年幼的志偉只覺得「好怪」,隱約認為「這應該是男生與女生做的事」。他沒告訴任何人。不適的感覺埋藏在腦海深處,直至20歲出頭,走進社會,來自工作的壓力重重落在肩上,他才忽然想起這件塵封的兒時往事。

「剛開始工作,那時很不開心。輪班令身體好差,休息不夠,然後做錯事,又會被人罵。做錯一件事,幾個月後,同事仍會拿出來指責我。周圍人的欺凌對我來講,是一種傷害。我覺得這種被欺負的經歷,令我感受到很強的控制。我對『控制』很敏感,因為我覺得『果樣嘢』(指被性侵)其實都是一種控制。」

志偉說,不知是否因為小時候的事,長大後自己很怕事、膽小,亦害怕與人爭執,害怕面對強權的人。在工作上受到欺凌後,他很不想見人,經常不想起床,亦對自己失去信心。「覺得自己很沒用……總之,不想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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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掉的眼淚:我睡不著,風好大

記起兒時被性侵的事後,志偉找到了明愛曉暉,一間專門做遭童年創傷及童年性侵人士服務的機構。在康復的過程中,由於情緒影響,他曾患上思覺失調,也因此記憶混亂,不少事情在時序上分不清先後。時間坍塌,大海將不同的事與情感,零散地送回到沙灘上。

「最深刻有一次,同社工傾計。那應該是第一次將事情講出來,掀起了很多情緒。那一天,我從大窩口一路搭車去九龍東。我好想哭……但是又不敢在地鐵上哭出來。可能因為自己是男人啦,不可以在其他人面前示弱。」

「其實這程地鐵,一個鐘都沒有,但我覺得好像過了一天。我一路上控制自己的情緒,不想哭出來。我不想令其他人擔心。不想令其他人覺得我是弱者。」

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長的地鐵。不能哭,不能示弱,可內心的兵荒馬亂,早已世界末日。

作為明愛曉輝的資深社工,亦是了解志偉經歷的人,古錦榮說,社會上很多人不相信男性會是一個性侵的受害者,而男人本身亦都不想接受,自己是一個受害者,因為「文化上認為,男人應該有能力保護自己」。

「對男人來講,我不想自己是一個受害者,但我偏偏是一個受害者。我如何去接受這件事、這個身份?作為男人,我如何去理解,我是一個無能力保護自己的人?正正是我們的社會認為,男人應該有能力保護自己。不只要保護自己,還要保護其他人。」古錦榮說。

傳統的社會文化底下,男性沒有受害者的位置。「很多情緒,好像不允許男性去擁有。對於男性的性侵受害者,我們也沒有一個role給他們。他們可以是一個侵犯者,可他們卻不可以是一個受害者。」

志偉就說,因為記起一切,令自己十分受困擾。

「試過有一晚,我失眠,在自己的房間裏。夜晚阿媽去廁所,經過我,看到我還未睡。她問我怎麼了?」

「我就對她說:我睡不著,外面風好大啊。風聲一直在吹。」

話未完,他紅了眼。淚水大滴大滴地滾落下來,他望著前方。

獨自坐在房間的男人,沒有對母親說出的話。

「就是我……我很不開心……因為那件事,整個人變得好緊張,很小事就感覺很緊張……好怕有人再傷害自己。」他哽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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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意的生理反應

志偉說,自己曾在被性侵的過程中有生理反應,因此內疚了很長一段時間,耗費很多心神,才明白自己究竟當時是否願意,是否真的被性侵了,又是否是同性戀取向。

「初初有段很長的時間,以年計,我覺得自己有『參與』那件事。就是說,我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因為通常有這樣一種錯覺:你有好的生理反應,可能說明你是願意的。但其實你是不願意做那件事的。」

因為有性反應,他一度誤以為,自己是同性戀者。

「有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喜歡男人。為什麼?因為我在被性侵那件事當中,有過一些好的感覺。有性反應。而我分不清性反應和抗拒的區別。我那時不懂分別生理和心理的東西。於是去到地鐵,我會留意男人。我以為我的性取向是這樣的,之後才發現不是。再後來,我找到了伴侶,娶了我的太太。」

直到他再見了幾次輔導,這種混亂的心理狀況,才得以好轉。「因為有性反應,我一直很內疚。後來我了解到,生理和心理是應該分開的;而自己那個年紀,其實還未能分辨適當的性行為。在此之前,那段時間,真的好難度過。」

輔導員古錦榮就說,確認被性侵,以及確認自己的性取向,是男性面對被性侵經歷時,最受困擾的兩大問題。

「受性侵的時候,有生理反應,這往往是困擾他們的大問題:究竟我是否受侵犯?如果你有興奮反應,那是否你自己都同意這個侵犯?當侵犯者是男性時,亦會帶出另一個問題:我是否是同性戀?」

他又解釋,其實身體反應有自己的機制,並非完全由大腦控制,因此不可用生理反應來說明自己的意願。「我們很需要了解:原來身體有它自己的機制,不是大腦想怎樣就怎樣。」

「我也聽過不少女性受害人說,被性侵時,其實陰道也有分泌。於是有人會說:妳不願意,但妳仍有性反應,妳還不是『雞』嗎?可我要向大家澄清:就像我們的皮膚有自己的機制,當你撫摸皮膚,你會感覺舒服。所以人是喜歡有身體接觸的。擁抱亦是一種令人很舒服的行為。但這個舒服和你的意願,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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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看見」的受傷和脆弱

古錦榮又表示,男性受害人在質疑自己的受害經歷的同時,卻又吊詭地因取消受害者身份而感到好受一點,甚至寧願以承認自己有份「參與」,來避免面對自己遭性侵的脆弱和無力感。

「懷疑自己不是受害者,不是被性侵,甚至覺得可能是一個sex play。矛盾的是,當它成為了sex play,其實男性受害人心裏又會好受一點:因為他覺得,玩而已,那我就不是一個受傷的人了。但你明明在事情裏感到不妥,可你應該怎去面對這種不妥的感覺?」

「他們通常不太能講出『我覺得自己無能力』,而會講『我覺得這件事好醜』。『醜』是什麼意思?就是覺得,自己也有份參與,也同意了這個性侵——用『醜』來避免面對『我無能力』,讓我去『認同』性侵的發生,而非被迫發生。」

不少男性受害人打電話問古錦榮:「這是不是性侵犯?」

「我就想:是什麼原因,令你想定義這件事?原來,他們覺得,如果這是性侵犯,事情對他們來講,突然嚴重了好多。而如果他們能夠定義這不是性侵犯,那會舒服很多。」

古錦榮指出,做男性受害人輔導,與女性受害人的不同之處,在於男人不想被同情,但亦不能真的無視他們的傷痛。「男人可能真的不太想被同情。如果你覺得他很慘,他會更加覺得自己被disempower。所以那個困難在於,你不可以令他覺得,你覺得他很慘。你不可以同情他,但你又不可以當他無事。中間那個拿捏的位置,我想,同做女性工作不太一樣。」

古錦榮說,對於提問,自己通常會給出一個定義,讓求助者參考:「性侵犯是什麼?就是一次性行為當中,其中一方不同意,或處於意識不到、或不清醒的狀態,即不是出自他真實意願的狀態。」

「其實他們已經知道的。只是他們不讓自己去意識、去承認。正正是很多男人不想去『看見』自己的這個部分——這個受傷、脆弱的部分,這個覺得自己『好無用』的部分。」

於是,很多男性求助者打來電話時,會先講自己當下面對的困難——像志偉的工作壓力,或其他求助者面對的感情困境,性生活問題,性傾向疑惑……然後才說:「我不知道和我小時候的事情有無關係?」

「女性的話,她們通常直接告訴我們,小時候發生了什麼什麼事。」

傳統性別文化要求男人要堅強、有男子氣概。於是,一個關於性侵行為的判定,原來可以牽涉到男性的能力、操控、性身份、性傾向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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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的道歉

志偉曾因情緒問題入院。入院之後,他終於將被性侵的經歷,告訴了家人。母親在知悉後對志偉說的話,志偉記到現在。她說:「哎,過去了就過去了。不要太介意。」

「類似那種話,就老人家常說的,什麼時間會沖淡、沖淡。」志偉說,母親在家常講,「十隻手指有長短,你不可以要求每個(兒女)都那麼好呀。」

「其實家人是不懂得處理的。」志偉說。

對於哥哥,志偉的感覺一言難盡。是憤怒,還是原諒。他的痛苦,也是全家人面對的壓力。

「他是我的……哥哥。因為他和我一齊成長,但矛盾就在於,我和他有很好的回憶,但也有很差很差的回憶。而且我也不想令父母難做。因為,如果真的把事情講出來的話,其實真的……」

聲音漸漸駐留這刻,他的眼淚,開始掉落到風衣上。

「家人是承受最大壓力的。是的。」他哽咽,「除了我以外。」

平靜了一會兒,他繼續說起哥哥。

「有一次,我在家裏又開始不舒服,以為自己『撞邪』,開始在屋裏嘔吐。」他在神志不清的狀態下,衝出了家門,跑到附近的街道。街上的人,寥寥無幾。家人開始找他。

當他們終於看到他時,哥哥走上前,和他擁抱了一下。

二十幾年後,這是怎樣的一個擁抱?

「好複雜。因為他沒有說出來。我不知道那一下,算不算是他對我說,對不起。」

他想了一下,「我心目中其實不算的。我覺得講出來才是一個正式的道歉。但長大之後,我知道,道歉是很奢侈的事。它的奢侈在於,要一個男人對一個男人講對不起。可能中國人的社會就是這樣,要求男性要很強大,很堅定,很決斷。我覺得道歉好難。因為我自己是男人,我也明白。可能我對太太做錯事,自己也明白,但就是很難啟齒。」

「小時候我媽就對我講,男兒流血不流淚,不要哭。」

想了一下,他又說:「其實他也得到應有的懲罰。因為,全家人都很不喜歡他。我覺得我的心態,重點不是想他死。我不是恨他這個人,而是恨他做的事。就好像有人說我不是不喜歡食煙的你,而是不喜歡你食煙。所以我分得好開:他仍然是我的哥哥,但他小時候對我做過的事,我又……」他沒完成這個句子,只說:「係咯,係咯」。

向社工尋求輔導後,志偉說,自己感性的性格,令他在傾訴經歷和情緒方面,沒有面對太多來自社會對男性性別定型的壓力。他說,社工曾擺一張凳子在他面前,請他想象凳子是哥哥,有什麼想對哥哥說的,都可以向凳子講出來。

「我就講,講他做的事很錯,講他做的事對我影響很大。我自己會想,如果沒有這件事,我的生活會怎樣呢?家人和我、和他的關係會怎樣呢?我覺得,他用那件事,破壞了好多東西,破壞了我在生命上建立的一切,還有我和家人的關係……」

他哭了。

「在這麼多件事情裏,要親自對他講我的感受,是十級難度。可能,可能到我死那天,可能才會想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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匱乏、窮困:男性受害者服務機構危機

平靜過後,志偉說,社會給男性受害者的資源,實在太少。「眼見服務我們的曉暉計劃,居然最後只剩下兩個女社工。他們是一班很有心幫助男性倖存者的人。」

2000年伊始,性侵在香港,仍是一個不被熟悉的新議題。全港首間性暴力危機處理中心「風雨蘭」,成立於2000年,專門幫助女性受害者。而明愛曉暉計劃,則自2003年開始,提供幫助童年遭性侵人士的服務。

「初初是兩個女同事做,」古錦榮說,「後來發現,打電話入來的,原來不止女性。我們都有點意外:原來會有男性打電話來呀。那時才發現,男性是我們忽略了的target。」

但關於男性被性侵的研究資源,在華人社會,原來近乎全無。「我們去看亞洲地區,有沒有討論男性被性侵,都找不到。唯一就是柬埔寨,有小童做雛妓,sex tourism、sex trade的議題。在03年,華人社會真正講男性被性侵的,我們找不到。」

古錦榮

古錦榮

除了貧乏的研究資源,專門的服務機構亦寥寥可數。表面看來,全港輔導機構,大部分都會接受男性性侵受害者的個案,但論及專業的輔導,卻令人擔憂。

「牌面來講,個個都做。比如很多家庭服務中心。但是否有足夠的訓練和經驗去處理,就是另一回事了。就像普通門診和專科的區別。」古錦榮說,「試過有case去其他家庭服務中心,發現『好唔得』。第一就是,他們仍使用剛才志偉說的,什麼『過去了』『要放下』之類的安慰;第二就是對性侵和性別的敏感度不足。好多用了對女性受害人的方式,去處理男性受害人。」

「如果說專門做性侵輔導工作的,來來去去就那幾個:護苗基金、風雨蘭。護苗基金做18歲以下,風雨蘭就專做女性。遇到男性survivor,風雨蘭會轉介給我們。」

專門服務男性性侵受害者的機構,全港數來,就只有明愛曉暉一間。而且它服務的,是童年遭性侵人士。

至於成年遭性侵的男性個案,古錦榮說,自己會「幫拖」。

「我試過接的。因為他找不到合適的機構……風雨蘭只做女性,護苗基金只做未成年人,其實很慘。」明愛曉暉計劃,只提供輔導工作,如果受害人需要法律意見,古錦榮會建議他們向風雨蘭尋求幫助。

成年遭性侵男性受害者已無處安放,但唯一可專門處理童年遭性侵男性個案的曉暉,還遭遇資金危機。2001政府實行的一筆過撥款政策,令資深社工成了機構負資產。像曉暉這樣亟需有經驗社工的機構,虧錢到窘迫的地步。

「以往實報實銷,自從一筆過撥款,就成了按機構員工薪酬中位數去撥款給你。換言之,如果機構員工越後生,妳就越有錢袋;但好像我們這樣的『老人家』機構,就會虧錢。其實好吊詭,在輔導裏,經驗是很重要的。但現在經驗卻變成負資產。」

一直資助曉暉計劃的公益金,只支持聘用兩名年資較淺的同事。曉暉開始申請其他基金,但性侵輔導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只會在講求效率的市場競爭中處於極度劣勢。

「那些基金不理會服務性質,只看服務人數。一比較,我們根本比不過其他機構。比如我見case,如果一年做一百個,我想我早就死了。但好多其他機構的服務,比如做社區飯堂,一年可接觸1000人。從output來講,我們全輸了。」

「還有不少funders會想,資助以後,會否有多點報道可以曝光?但我們的client其實是『潛水』的啊。」他無奈地笑了。

明愛曉暉從最初的四個社工加一個文員,到減去文員,到減了一個社工,再減一個社工——那就是古錦榮自己。2015年,曉暉回復到12年前的初始位置,僅靠兩名社工支撐服務。

古錦榮現服務於天水圍明愛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曉暉若接到男性個案,就轉介給他。

對於性侵輔導,古錦榮很強調專業訓練的重要性。「性侵輔導,需要好多訓練,包括性、性侵、性別的提議,創傷的輔導。現在大學對諮詢師或社工,其實都無這方面專門的訓練。」

他在明愛裏找了8位同事,讓他們嘗試處理男性個案。「我們定期開case conference,我與他們討論個案,分享自己過去的經驗。有時也找一些clients回來分享輔導過程。」

「所以,輔導男性受害者的專業訓練其實就是你自己一個人提供?」記者問。

「是啊!」他無奈,又大笑起來,「看中港澳台,在男性性侵受害人輔導方面,原來我已經是走得很前了!至少我們還有專門的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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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室外,陽光很好。呼吸著新年前的空氣,志偉答應,讓記者拍攝背影。

「其實我性格,都會怕事。網絡上對受害人的批評,我不會理會……我會選擇一些不難聽的話來聽。」

「這些年,我學得好辛苦,就是重新信任人。就好像我剛才來這裡的路上,都有掙扎過。因為要將這麼敏感的話題,影響我這麼深的事,拿出來同人分享,是很難很難。」

「其實呂麗瑤勇氣一定大過我。我聽電台,有人話,有幾多人真的是metoo呀,有的可能是假metoo。但我覺得,一個受害人把往事說出來,而且如此詳細,其實每一個字……每一個字都打進了心裏。」

「我知道無論對女人還是男人,要面對另一個人講出這件事,真的需要極大勇氣。真希望社會大眾,不要隨便質疑事件真實性。試問誰願意以自己來開這個玩笑?」

「可能我本身都是很被動的人。面對這件事,其實真的『冇乜就唔好搞喇』。如無特別情況,都不想再撩起情緒。因為,不是我想處理那件事,而是那件事影響到我的生命,我要處理它。」

他轉向記者:「所以我覺得,夠膽接受訪問,我已經是……某程度上對其他人來講,是一種鼓勵也好,幫助也好。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採訪結束後,他寫給記者這樣的文字:

「突然想到,可以用『逆風行者』形容我們。迎著社會的不了解和不明白,跟社工們走上這條復原的路。」

 

文 / 楊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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