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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的想像力:一個破碎的我如何拯救破碎的你

2015/8/24 — 13:49

【文:范璐璐】

【摘要】隨著現代化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日益深化,現代性的負面影響也漸漸滲入社會學,而這成了社會學發展的瓶頸。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論異化、價值退避和碎片化的危機。所以,今天我們更要讀《社會學的想像力》,思考社會學的真正使命何在。社會學的想像力是將「碎片」拼合成整體社會現實圖景的能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是將個人困擾提升為公眾論題的能力。這將使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獲得更多的感受力和反思能力,而這對於關乎「人」、關乎「意義」的社會科學是極其重要的,畢竟在社會科學中,「人是目的」。

社會學的想像力:一個破碎的我如何拯救破碎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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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是伴隨現代社會的問題的出現​​而產生的,其責任也是要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隨著現代化在社會各個領域的日益深化,現代性的負面影響也漸漸滲入社會學,而這成了社會學發展的瓶頸。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方法論異化、價值退避和碎片化的危機。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讀米爾斯的《社會學的想像力》,思考社會學的真正使命何在。我更願意將《社會學的想像力》看作是米爾斯想為社會學注入的清醒劑和強心劑。所謂清醒劑是指理清在現代化的背景下,社會學走入的歧途;而強心劑則是指出社會學走出困境的諸多可能的「救贖之道」和可能的用武之地。

一、「現代性」與方法論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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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如果沒有和「傳統」相對比就難以有其較清晰的輪廓,對「現代性」一詞的解讀眾說紛紜,吉登斯的定義是:「現代性是指大約從十七世紀的歐洲起源,之後或多或少地影響到全球的一種社會生活或組織的模式」,「現代性在製度性的層面上是多維的」,它在製度或結構上包括資本主義、工業化、各種現代監督系統和由國家統一掌握的軍事力量四個基本的維度。現代性祛魅了所有神聖的、宏大敘事的事物,導致「生活被平庸化和狹隘化,與之相聯的是變態的和可悲的自我專注,」人們習慣用工具主義理性的尺度來衡量一切,尋求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穫比率。 「這就為一種新的、形式特別現代的專制主義的危險敞開了大門」,因為人們並沒有激情和責任感關注公共事務,「他們將寧願留在家​​裡享受私人生活的滿足,只要當時的政府生產這些滿足的手段和廣泛地分配這些手段。」

現代性的這些「隱憂」也侵入了社會學,影響著作為社會個體的社會學家們。個人主義導致了人們的「原子化」傾向,世界的圖景在人們的眼中日益「碎片化」,也使得社會學家們的視野變得狹窄,或者在想整體把握現實的時候卻不​​由自主地退避出了現實,這齣現了這樣的情況:「現在,人們感到許多標榜為〝科學〞的東西其實是曖昧的哲學,被認為是〝真正的科學〞的東西也往往僅給出了人們生活的世界中各種現實的雜亂無章的碎片。」米爾斯通過第二章「宏大理論」和第三章「抽象經驗主義」作了進一步分析。對於理論和方法的過渡渲染,其實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異化」,為單一的視角、語彙、方法所控制,並且表現了社會學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退棄,因為「就實踐而言,由於宏大理論表現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義,以及抽象經驗主義所表現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們確信,對於人類和社會,我們還知之甚少」。

二、「科學主義」與價值退避

米爾斯引述羅賓斯的觀點:「當代文明的一個主要危機起源於自然科學訓練出來的思想並不能覺察到經濟與技術之間的差別。」啟蒙運動以來,科學主義成為一種強綱領,這種觀念也讓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認為需要運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樣就可以無關價值,達到研究的客觀性和普遍性。但社會科學關乎意義,「研究人與社會的學者在他們的工作中,要承當和包含道德與政治上的決策」,所以這和自然科學是不同的:科學主義有時候是一種保守主義,妄圖退避價值責任。 「社會上對熱情地承當的恐懼」,而不是「科學的客觀性」,是一些社會科學家在埋怨要「作出價值判斷」時真正顧慮的。所以米爾斯這樣為唯「科學主義」是用的做法敲響警鐘:「社會科學家可別指望通過科學方法的教條模型或裝腔作勢的宣告社會科學的問題,來富有成效地積累和發展他們的學科。 」「社會科學必然與科層常規和意識形態論題相關,這種相關包含於當前社會科學的多樣化和混亂之中,於是最好明明白白的說明它們的政治意義,而不是對之遮遮掩掩。」在米爾斯看來,這樣的自我明晰與坦白,比號稱「價值中立」,卻將學術研究變成「政治合理化的註腳和沿街宣傳這些政策」的做法要磊落得多。

三、「後學院科學」的趨勢對社會科學的挑戰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一種新的科學建制、新的知識生產方式興起,這就是「後學院科學」,具體表現為科學研究的集體化、極限化、效用化、政策化、產業化和官僚化六個特點,並帶來科學家的社會角色的變化等諸多後果。而米爾斯在1959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像力》中已對這種趨勢有所洞察,相關論述主要見於「抽象經驗主義」、「形形色色的實用性」和「科層制氣質」幾章。類比「後現代」的各種表現是現代性深入發展的結果,故這裡也將「後學院科學」放到現代性的語境中來進行考察。

社會科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的實用性」傾向:「〝自由主義〞更成為一種福利國家對社會服務的行政管理,而非改革運用;社會學的改革動力喪失殆盡,它趨於研究支離破碎的問題和零散的因果關係,並在公司、軍隊和國家政權中被保守主義者保守地運用。」科學開始追隨經濟、政治和軍事等科層制的秩序,並認為,能夠為實現這些大製度的目標服務的東西才是「實用的」。

社會科學家的角色也隨之改變:「他們的地位變化了 — 從學院到科層組織;他們面向的公眾變化了 — 從發起運動的改革家到決策層;他們研究的問題變化了 — 從他們自己選擇的問題到他們的新主顧們的問題。學者自身在學術上的叛逆減去削弱,而在行政上卻更加實用。」社會科學家們極少介入政治(與社區中不穩定部分、左翼出版社、社會運動、勞工組織的聯繫),朝科學主義的「嚴謹性」努力以增加解釋力和所謂的「專業性」,這方法論的抑制導致社會科學家們朝技術專家角色發展,這又強化了他們非政治的視野,削弱了他們把握政治問題的能力,使他們越發成為科層制中的一個零件。學術不再是一種「志業」— 來求得「自我的清明」和追隨一種使命感的召喚,而更傾向於被劃歸為單純的「職業」 — 變成求權奪利、沽名釣譽的工具。社會科學家們少了具有超越性的「知識分子」的視野,在其眼中,整體的圖景越發地模糊,「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四、社會科學的前景與「社會學的想像力」

米爾斯這樣描述社會科學首要和恆久的目的:我們需要一系列觀點來達到對人類多樣性的理解,這些觀點「必須足夠簡要,使得理解成為可能;又必須足夠的綜合,使我們在觀點中能包含多樣性的廣度和深度。」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韋伯關於「理想類型」的描述,二者似乎有某些內在的共同性。而這些「理想類型」式的概念和理論不是劃分各個學科的虛飾的概念 — 學科的製度劃分很大程度上不是學術上的難題,而是偶然發生的學院生活中的事件,關乎學科培養計劃、出版物、基金資助等機制 — 而是根據研究問題,運用「將人看作歷史行動者的所有研究所具有的視角、思想、材料和方法」得出的社會科學共有的思想財富。而綜合了多學科的視角、思想、材料和方法的比較研究正是對這一理念的實踐,所以米爾斯認為其為「社會科學中最有前景的行當。」

米爾斯認為個人生活歷程、歷史和它們在社會結構中交織的問題是社會科學探討的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而心理學的、社會學的、歷史學的是方向正確的人的研究的坐標點。社會學是一系列專業化「社會科學」的助產士,有著涵蓋領域的豐富性和廣闊的視野;是研究工具的製造者;還充當著社會歷史資料的解釋者。因此,米爾斯將可以幫助社會科學更好地理解社會和人的這種心智品質命名為「社會學的想像力」。在進行社會研究的時候,歷史學和心理學常會激發「社會學的想像力」。歷史學可以讓人在更廣的時間、空間範圍內思考人與社會的發展問題、理解隨歷史變遷導致的概念的變化、認清人類的多樣性,這可以讓人更好地定位自己所處的時代。而心理學對於人心理機制的深刻而精細的剖析與社會結構的結合也可以大大深化人類對於自身、對於社會機制的理解。所以米爾斯這樣認為:「社會科學家關注歷史的頂點是他逐漸地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時代的思想;社會科學家關注個人生活歷程的頂點是他開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以及歷史發展過程對人改造所設的限制。」

學者與政治的關係,是學術界的永恆話題。現代社會,沒有出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勾畫的哲學家成王的圖景,學者們更多地要在「國王」的幕僚與「公共知識分子」之間選擇自己的政治角色。而包括社會科學家在內的學者總會接觸到「不必出去拯救世界」的論調,這包含了學者對於學術的自主性、責任感在進退之間的游移與無奈。這種論調,「有時這是一個謙虛學者的自謙之詞;有時這是一名專家對眾所關注的論題的冷嘲熱諷的輕視;有時這是少年夢想的忽然醒悟;但它往往企圖假借科學家— —被人們視為純粹的、超脫現實的知識分子 — 聲望的人的裝腔作勢,但也有時,這是基於對權力的現狀深思熟慮後作出的判斷。」即便了解這許多退避的苦衷,米爾斯還是覺得發揮社會學的想像力 — 「通過將我們自身置於論題和困擾中,將論題和困擾闡述為社會科學的問題」,是社會科學界最難得的機會,在此過程中,學者只能運用自己的智識為力量,作「說服者」,而不是「操縱者或壓制者」,使理性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會中與人類事務相關。這雖然不容易,卻是惟一的機會。

米爾斯將「前景」一章置於諸章之首,其實就已奠定了《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的基調:不是為社會學在深陷現代性的泥潭中而悲唱輓歌,而是在正視問題的基礎上,勇於改變,面向未來,而未來透露著希望的曙光。

這裡所謂的「前景」,不只是社會學的希望,而是覺得社會學可以讓社會科學獲得更廣的視角、為其拓展出更寬的道路。社會學的想像力是將「碎片」拼合成整體社會現實圖景的能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是將個人困擾提升為公眾論題的能力。相比於之前的「科學主義」, 以社會學的想像力作為社會科學學術的共同尺度,將使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獲得更多的感受力和反思能力,而這對於關乎「人」、關乎「意義」的社會科學是極其重要的,畢竟在社會科學中 — 「人是目的」。

 

 

參考文獻:

[美]C·賴特·米爾斯著《社會學的想像力》,陳強,張永強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3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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