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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是甚麽?潘毅、許寶強、嚴海蓉三方對談

2015/4/13 — 20:39

【文:破土編譯】

破土編者注:本文節選自《不一樣的香港社會經濟: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想像》,經該書編者授權破土發表。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潘︰許寶強剛才試圖解構社會及經濟的二元對立概念,提出在理想的情況下,一切經濟行為都在社會裡發生,或者,社會一切行為都帶有經濟元素。不過,若我們不是抽空理解,而是將它放在香港經濟轉型以及金融危機下的貧富懸殊問題,以及中國過去30年高速發展帶來的財富不均下,去理解甚麽是社會經濟,那麽,在我的視野下,始終會存在一種經濟性質叫市場經濟。如果有一種經濟叫市場經濟的話,我不會將蒙德拉貢(Mondragon,全球著名生產合作社)以及富士康放在一起,也不接受剛才許寶強所言,蒙德拉貢以及富士康均是社會經濟。我會接受蒙德拉貢是社會經濟,但絕對不能接受富士康也叫社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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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認為,我跟潘毅沒有矛盾,我完全同意蒙德拉貢不是富士康,但我仍然堅持它們都是社會經濟。不過,社會經濟有好也有壞,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認同它的社會效果或社會目標。

我們可能不認同富士康是一種社會經濟,但有些人認同。我不是相對主義者,如果你要我選蒙德拉貢或富士康,我一定會選蒙德拉貢。我自己的判斷反而不是今天的重點。我想指出,富士康的性質也是社會經濟,為甚麽?因為它會影響我們進行的一些計畫。我們過去進行了不少計畫,如社區貨幣等這些很有意義的計畫,但這些計畫也有它的限度。若我們不接觸這些計畫以外的其他社會條件,它所產生的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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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剛才許寶強提過,小販也是社會經濟,中小學、補習社也是社會經濟。我想請許寶強多談香港經濟如何從五、六十年代工業化走到後工業化?是在怎樣的狀態下,讓我們發現一種社會自發性較高的經濟活動?

許:……我想重申,我不僅在澄清理念,或提出理想的社會和經濟是怎樣的,絕不是這樣。我提出的是一個現實分析。

現實的經濟就是社會和經濟無法分開,哪怕是地產商,在所謂狹義的經濟定義上賺錢的同時,也改造了我們的城市,改造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甚至改造了我們的喜愛及欲望。這些很明顯都是社會和文化的面向,所以他們是在做「社會經濟」。

我所理解的社會經濟反而不是一種理想的,(不是)加上「社會」的「經濟」就是「社會經濟」,就變成了好東西。我認為,所有經濟活動現實上都是「社會經濟」,經濟不可能脫離了社會的範疇,也不能脫離文化範疇。我想說明的,哪怕是最純正的文化活動者,都不可能擺脫經濟活動;而最純正的經濟活動,也都不可能脫離文化和社會。

我想進一步指出,語言系統、符號秩序將這兩種東西對立起來,令我們以為經濟和社會兩者可以分開,令我們以為搞文化、搞教育就沒有經濟,令我們以為搞經濟的就沒有社會。如果我們不打破這種二元對立的觀念,我們會綁手綁腳。相反,大企業沒有這種綁手綁腳,他們順手拈來,愛用「社會」就用「社會」;愛用文化就用文化。我所說向他們學習的意思,並不是向他們唯利是圖的價值觀學習,而是參考他們這種實用的態度,直面所謂經濟和社會的關係。

潘:我想問一間學校或一間醫院的經濟行為,和富智康的經濟行為和它的性質,應該有根本性的分別。(許:有的。)如果我們不講清楚他們的社會性質,就將它等同於社會經濟,是否很容易將所有跨國經濟行為合理化?

許:完全明白,但我想補充,不僅富智康和一間醫院、一間學校有分別;一間學校和另一間學校也有分別,其分別之大不下於一間學校和一間富智康的分別。為甚麽?一間學校的模式可能很像富智康,有些學校卻很不像富智康。你提出的憂慮,我完全理解,但真的要具體情況以具體分析。我不想用習慣的命名來進行判斷和分析,如富智康是「大企業」,或某機構叫作「學校」,因此,它們就必然有某樣的性質。我認為,這樣做有危險。

潘:一定不會這樣。

嚴:剛才許寶強老師說,你看富智康也好、地產商也好,你看任何教育機構也好,都可以看到它的文化面、經濟面、社會面,就這點,我們可以同意。但問題在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般企業以利潤為目標,有很強的經濟目的論,因此,我們談「社會經濟」,是說社會經濟將社會作為一個取向和目標提出來,但如果我們認為社會經濟也包括富智康這樣的企業的話,那會否模糊了社會經濟以社會為本的目標?

許:嚴海蓉這個問題很重要。我會從兩方面回應,一是目的論。我同意,一般資本企業以利潤為目標,這和在座許多社會企業的做法不同。但我認為更重要或同等重要、比動機論更重要的,就是效果論,即它產生怎樣的效果。

那些以賺錢為目標的大企業,它同時產生許多預期或預期以外的效果(intended 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若果我們今天要批評資本主義,我們可能要對這些東西批評得更著力。那是甚麽?以地產商為例,他們賺錢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果,令我們的家庭關係越來越緊張、生活空間和選擇越來越狹窄,這些都正在改造我們的社會。改造社會或許不是企業的動機,而是它們製造出來的效果。我們之所以批評資本主義,更多的恐怕是針對這些文化社會生活面貌的改造,而非企業的賺錢動機。

我想提出另一個更顛覆的說法。非政府組織或工會不以賺錢為目的,但如果它們的運動所產生的效果,會令我們生活窄化,令我們日常生活的選擇可能減少,我們是否會由於它們的動機良好,就接受它們是良好的社會經濟?我想指出的是,動機也許重要,但效果恐怕更重要。

這樣會模糊化我們的另類目標嗎?我想不會。如果我們要搞一個好的社會經濟,這反而會逼使我們去講清楚,社會經濟裡所包含的仔細內容,而不是僅僅冠之以社會經濟之名,或以協助弱勢社群這動機出發,就一定產生我們心中的理想效果。例如,如果我們希望社會平等,我們應該嚴格地追問自己,怎樣才可以令社會更平等?這樣將逼使我們更嚴格地去講清楚,創造良好的社會經濟裡面的條件,因此不僅不會模糊了我們想追求的目標,反而會令它更具體。

我剛才所說的,其實就是「社會經濟」很可能沒有先天的道德優越性,但我這一種說法不是要取消「社會經濟」所追求的另類目標。我唯一的擔心是,不要將「社會」和「經濟」先驗地分割,並賦予某些「社會經濟」先驗的道德優越性,以及令它在這個範圍可能不需要接受嚴格的分析和檢視。各類有意義的「社會經濟」計畫也應該經得起嚴格的批判審視:我們在做甚麽?產生怎樣的效果?所產生的效果是否都符合預設的目標?運作是否民主、平等?過去一些由大企業、政府甚或民間團體推動的「社會經濟」計畫,也曾產生了和它原意相反的效果,所以,它們也應同樣受到嚴格的檢視。

 

參考文獻:

潘毅、陳鳳儀、顧靜華、盧燕儀(2013)。不一樣的香港社會經濟: 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想像。香港:商務印書館。

 

原刊於破土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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