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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性暴力受害人的一邊

2018/12/14 — 14:53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

資料圖片,來源:Pixabay

12 月 12 日下午 2 時 52 分,在佔中案第 16 天的下午,彭耀鴻資深大律師為我進行人生首個結案陳詞。休庭時心情仍然忐忑又歸心似箭,因為我為陳沛然醫生在立法會提出的「促設性暴力虐兒支援中心」動議進行修正案,我很想在大會上發言講解修正內容,好讓議員支持通過;可惜,主席最終把動議改在翌日辯論,使出庭的我未能提出修訂。

一站式與一條龍有別

立法會對上一次討論「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支援服務」已經是 2000 年;儘管是無約束力動議,但隨着議案通過,社會顯然有所改變,至少關注性暴力團體「風雨蘭」就在該年成立。我總認為香港一直都虧欠性暴力受害人一個健全制度,只要政府多走一步,就可避免更多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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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蘭一直倡議增設 3 間在港九新界 24 小時「危機支援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務給性暴力受害人,卻不得要領。我總不明白政府為何拖着不做,以為操作上有何難言之隱,但後來才發現那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今年 6 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立法會回覆陳沛然醫生的質詢,局長強調政府各部門已有為受害人提供醫護、法醫檢查、錄取口供、社工服務等「一站式服務」支援。聽罷局長回覆,我驚覺政府一直混淆視聽,風雨蘭一直倡議的是要一站式(One stop)的「危機支援中心」,而政府卻只是提供「一條龍」服務,根本就不是人家倡議的「一站式」服務。

真正的「一站式」,是指受害人只要逗留在「支援中心」,就能夠接受醫護、法醫檢查、錄口供等程序;而不用受害人遷就醫院、法醫、警方而走幾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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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方把「一條龍」蒙混「一站式」是真傻還是假懵的問題,但以「性暴力受害人數字不夠多」作為拒絕理由,就更加令人沮喪。社會的確講求成本效益,可是單憑數字衡功量值,既侮辱了社工專業,也只視受害人為一個又一個沒有靈魂的數字或檔案而已。性暴力案件一宗都嫌多,是否數字不夠就可以忽略受害人?

如果政府要看數字,我還是可以搬一堆數據的。根據社署數字,2017 年就接到 967 宗新呈請的性暴力個案,平均一日約發生 3 宗涉及強姦、非禮、強迫進行手淫、強迫口交及非法肛交等個案,政府是否仍然覺得不夠多?到底要有幾多受害人才肯答應訴求?何況,面對性暴力不易啟齒,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有幾多因制度保障不足而選擇獨自承受的受害人。

我的 3 個修訂重點

站在性暴力受害人的一邊,我百分百支持陳沛然醫生的議案,修訂的只是把細節寫得更清晰而已。

一、我把服務對象指明是「所有類型」的性暴力受害人。因為根據現時法例,性騷擾是民事違法行為,警察並不受理。我認為性暴力的傷害不只強姦這類嚴重罪行,非禮和性騷擾對女性也可帶來難以想像的創傷;因此我希望支援中心能處理所有類型的性侵個案,即使受害人不用報警或醫療檢查,也能向社工尋求輔導服務。

二、我建議「危機支援中心由兩隊專業隊伍分別組成,一隊專責處理性暴力個案,另一隊則專責虐兒個案」。懂得做性暴力個案的社工,未必懂得處理虐兒個案,反之亦然。社福界許多服務都以「綜合式」思維處理服務需要,可是這種設計已連累不少社福服務。最新例子:政府把精神健康綜合服務中心的年齡下限降至初中學生,同工不是因工作量增而有微言,而是青少年個案和成人個案根本是兩碼子的事,夾硬把不同範疇的服務放在一起,只會令同工百上加斤,令服務不倫不類。

三、我提出「警崗警員收到報案,應立即通知支援中心接案,毋須詢問受害人事件經過」。前文〈Metoo 式反抗〉(11 月 20 日)已提過受害人落口供是折磨,分別要向軍裝、CID 及重案組交代案情,把慘痛經歷重複 5 至 7 次是等閒事,受害人在經歷性侵創傷後仍連續 10 多小時不眠不休錄取口供,又怎會是一份具質素的呈堂證供?倒不如交由正式跟進的警員縮減複案次數。

許多警察思維仍抱着若施暴者是朋友所為,就質疑是事主給予錯誤訊息所致;請警方不要胡亂猜測受害人背景和動機,只要了解受害人當刻是否「不願意」就是了。

香港警隊自詡強姦案件的破案率是 95.1 個百分點,可是因為怕了報案程序而不報警又佔多少百分點?我知道不少受害人尋求輔導不只因為性侵過程,部分更要處理因報案而被傷害的經歷。當有受害人發噩夢,不是遇見施暴者而是重見警察,我就知道「為性暴力受害人提供支援服務」,要由簡化報警程序開始。可惜,在辯論現場,保安局官員的所有座位,偏偏是空空如也。

 

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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