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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戰與非理性

2015/6/24 — 9:26

近日遇見朋友,收到不少慰問 —「聽說你被插得好勁喔!」— 我只能回以「哈哈」。

正如陶傑所言,「中國文人的基因,是酸澀,有『打筆戰』之惡習」。「筆戰」這個詞彙說得精準,因為它直刺事件的核心。互為因果 — 有需求,就會有供應;有供應,就能創造市場 —「打筆戰」的惡習,是因為這種惡習有廣大的市場,有一眾在旁呼叫吶喊的花生友。

所以「筆戰」這個詞彙就精準在這裡了,這不是一場討論或辯論,這是一場「戰爭」。由於是戰爭,所以就一定要分明敵我;由於是戰爭,所以就一定要分誰勝誰敗;由於是戰爭,就只有內奸,沒有理性;由於是戰爭,就沒有了中立,只有「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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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急如律令,花生友自動歸邊 — 那些一向看梁道長不順眼的花生友,投向才子的陣營;那些以往不喜歡陶才子的花友生,投向道長的陣營 — 然後大家一起相對叫囂。大家都感到大快人心,很爽,因為終於有「朋友」為自己受傷的情感出了口氣。而誰在乎他們在討論什麼?

在這場戰爭中,理性節節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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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精於「筆戰」之道,他非常理解花友心的心理需求。這是他的市場,而香港缺乏獨立思考的教育為他提供了源源不絕的追隨者。為了滿足花生友的食慾,就必須進行「歸邊」、「標籤」與「人身攻擊」的戰術。

首先,他先把梁道長歸邊為「行走大陸」的文人(喚起本土情意結),因此標籤他「學會了文革的刀筆」(喚起人們關於「文革」與「文字獄」的心理陰影);再在標題攻擊人身,把對手貶斥為「Morons」— 要留意的是 Moron 後跟了個 s(所指的不是道長一人,而是一群人);再進一步拋出一條長長的名單,這條名單的重要性當然不在拋出他的書包裡裝了多少書(他知道他的讀者才不會去理這些書),而在於把那麼多著名的、偉大的作家、思想家、學者、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通通都「歸邊」納入自己的陣營。這樣的邏輯是:他們是我這邊的人,你說我的不對,也即是說他們的不是。

陶才子為什麼要這樣做呢?當然,在某種程度上,他也明白到自己在理性上的理虧。梁道長對他的批評,當然是合乎邏輯推理的分析 —(但他不能承認這種分析。縱使,我相信,才子與道長都明白到某些複雜的思想,為了能方便普通讀者的理解與溝通,有時候不得不以某個簡單化了的「隱喻」而被提出來;例如「民族性」這一詞彙。)— 所以就必須要喚起讀者的「情緒」來為自己助威,就如他自己所言,專欄「當然是為了讓讀者爽」。言下之意就是 — 你怎能嚴肅地批評日本的A片沒有藝術性呢?— 因為看 A 片的觀眾,是為了爽,而不是為了藝術性。

於是,就點出了「筆戰」的「爽」,所為我們揭示的關於花生友的一點精神特質了。「筆戰」在前提上假設了讀者的「理性」的缺席,並把花生友定義為一群非理性的群眾 — 原因是他們缺乏個人的獨立思考與判斷力 — 他們處於某種無意識的精神狀況,隨時隨地就會受到各種各樣的「民粹主義」所催眠,墮入失智的立場與取態。

在浸大視藝院舊生會舉辦的一個講座上,關於我的藝評被「圍插」一事,主持人問我:「假設全場的聽眾都是 Justin Chow,那藝術生態就會不會更多樣性呢?」當然不是,我直接了當地回答,如果全場人都是 Justin Chow,就無疑是太單一了;因為當全場的人都成為了獨立自主的自己,那才是多樣性。

所以,你或會問,為什麼不是「筆論」呢?— 雖然「筆論」明顯比不上「筆戰」夠氣勢夠刺激又夠好睇 — 或者,有一天,當我們不再把討論視為「戰爭」,而讓討論回到辯論的基礎上,把擺脫了花生友湊熱鬧的非理性與無意識狀態的觀眾和讀者,都視為理性的訴求對象,並讓各種各樣的觀點,開放在陽光下,讓人們自由選擇與取捨,真正的溝通才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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