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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技術文 — 由高考轉到文憑試:你想讀大學、但未必知道的事 (2015年更新)

2015/9/22 — 19:04

作者按:

警告:技術文、超悶。作者自己都睇到幾乎瞓著。

無聊之下重看舊文章,發現去年有關女生較容易入大學的文章,數據可以更新至2014/15年。

重點:舊年的結論-改制後女生較容易入大學-大致上仍然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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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資料來源】

-本文並非討論性別歧視、兩性衝突,亦非討論高考及文憑試之優劣
-數據來自教資會UGC數據庫,全為公開數據
-更多背景請看去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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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在不同制度下,資料分配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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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要點:隨著考試制度改變,女生入大學的機會高了。這個結論仍然正確。

《女生比例》

-過去兩年(2012/13及2013/14),大學一年級生中,女生的比例明顯上升。由2011/12年(最後一年只有高考生/尖子成為大學一年級生的年份)的51.7%,上升至54.3%及54.9%。最新的數字顯示2014/15年,女生的比例為54.0%。

-教資會數據自1995/96開始,截至2011/12年,女生佔大學一年級生的比例,平均52.8%,最高54.3%(2003/04年),最低49.9%(1995/96年),標準差1.2%。換句話說,過去三年女子入學比例(54.3%, 54.9%及54.0%),相當於超出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事實上,在轉制之前,大學一年級中女生的百分比,自2005年開始一直在51.7%-53.0%的窄幅上落。

-大學一年級學位約17500個。女生的比例每上升1%,全港能入讀大學的數目上升175個,3%大概約520個。全港中學數目約510間,從個別學校來說,可能只是每年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的分別;從整體來說,每年這制度的變更,起碼改變了這1040人的命運(男女各半)。

《學科選擇》

-若制度改變,令女生入大學的整體機會上升,她們在選擇個別學科時,獲取錄的機會亦應該上升。她們會選一些以往未必夠分入讀的學科。

-再以學科分析,2014/15年,一年級生中女生比例在三年間上升的有四個,醫科、牙科和護理科,比例上升4.7%(56.0%=>60.7%);理學科,+5.6%;商科和管理科,+4.0%;社會科學,+3.0%;比例下跌的有三個,文科與人文科學,-0.2%;教育科,-3.1%;工程和科技科,-2.3%。情況與去年相若。

-若制度改變,令女生入大學的整體機會上升,她們便會傾向選擇一些傳統大學名校(港大、中大、科大),令這些學校的女生比例上升。不過教資會並沒有個別院校一年級生的男女數目(只有所有學士學位科程)。而現時大學二三年級學生中仍有高考生,因此要多等兩三年才能引證這部份。

《經濟背景》

-相比起可以靠天份的術科(如數學、純數、經濟),語文需要更長時間浸淫,所需要的資源也多。早建立語文基礎的學生,在文憑試制度下升大學的機會將上升。若我們相信,經濟背景較佳的家庭,能較早為學生打好語文基礎,推行文憑試後進入大學的學生,家境應較富裕。倒轉來說,有家底的學生,在文憑試下能進入大學的機會上升。

-學生家庭背景普遍較富裕,向政府拿取經濟援助的比例便會下跌。根據教資會院校有關一年級生的非學術統計,2011/12年,一年級生中有24.4%的學習所需經費來自經濟援助(例如來自學生資助辦事處的援助;此援助並非援交);2013/14年,比例下跌至20.7%、2014/15年跌至19.6%。這些比例,都較1998/99-2011/12年的數字低一點(20.7%-32.2%)。

明顯地,需要經濟援助的學生比例少了。

當然,這也可能與宏觀經濟環境及學生較容易找暑期工/兼職有關,也有可能是大學生學費已有多年沒有整調(每年$42,000),一般家庭也能負擔。

【結論】

-以上分析顯示,由高考改成文憑試,女生入大學的機會率上升。

-當中,傳統女校畢業生升讀大學的機會率上升幅度會更明顯。基於人類自私假設,市場供求、誘引主導,各小女孩的家長應對此等學校更加趨之若騖。

-不過,本港教育制度素來以多變、奇怪、無定向風見稱,小女孩到成年之時,教育及考試制度或會再改,此等風險,無從評估。

-下年有2015/16年,有望會再作一次詳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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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heories [should]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ur, and these specific implications compared with observable behaviour. . . . Not only were such specific implications not sought and teste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when there appeared to be the threat of an empirical test, to reformulate the theory to make the test ineffective. . . .[Economists] did not anxiously seek the challenge of the facts”

GEORGE J. STIGLER

(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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