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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口乃言論自由 上樑不正下樑才會歪 — 駁湯家驊的歪理

2018/1/25 — 11:47

湯家驊

湯家驊

浸大學生因不滿校方的普通話畢業要求,早前佔領學校語言中心並「爆粗」指罵教師,在未有展開正式聽證前,校方迅速對參與行動的兩名學生劉子頎及陳樂行給以停學處分。

很多人質疑校方選擇性地將其懲罰,只為恫嚇其他學生引起寒蟬效應。對此,湯家驊認爲反映“反映歪理當道”,“濫用核心價值破壞核心價值”,質疑“什麼時候以粗口辱罵他人是「言論自由」”。

站在歪理的一方的正是湯家驊,粗口一直是,而且永遠會是“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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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口作爲一種較爲低俗的語言,一般認爲不登大雅之堂,在正式的場合用粗口確實是不恰當。但粗口“自古以來”就流傳,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粗口文化還越來越豐富。這意味著,粗口的流傳自有其社會基礎。

粗口並不一定意味著“冒犯”,雖然一些對著他人問候娘親的粗口確實有冒犯性。在口語中,粗口還有諸多功用,如沒有特定對象的咒駡、情緒的發洩、甚至只是習慣性的語氣組詞等,甚至在一些場合存在拉近雙方距離表達友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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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大狀作爲“精英”,大概沒有到地盤、的士、清潔等行業的生活體會。否則,就會知道在這些正當行業業内粗口使用之廣泛。在其他場合,比如球場中,粗口也是普遍現象。首都北京球迷的“國罵”舉世聞名,連對“外國客人”也照罵不誤。

如果說這些“下里巴人”的粗口不足為証,那麽“人中龍鳳”與“文化精英”的粗口也不妨多讓。國父孫中山喜歡說粗口不是什麽秘密,毛澤東與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粗口戰也廣為人知。“文化精英”魯迅說在廣州學到的第一個詞就是粗口;藝術家文化批評家陳丹青說“粗口讓我感動”。著名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裏面,男主角連說十幾個“我操”。

湯大狀不妨參考一下魯迅先生寫的《論“他媽的”》,就會知道在大約一個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對此已經有精妙的分析了。[1]

在英文世界,粗口同樣豐富而有趣。讀番書的湯大狀可能比我更清楚。在美國,粗口表達屬於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只有在用粗口煽動暴亂影響公安的時候,才能被起訴。鄙人在外國也曾生活過幾年,也曾到伯克利、大華府等示威聖地觀摩:群衆用粗口罵警察,警察在一旁戒備,置若罔聞,相安無事。何曾聽説過用粗口罵人有違“言論自由”?

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第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16條,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香港擁有與其他簽訂人權公約的國家或地區同等的言論自由。何來說句粗口,就“違反言論自由”?

就浸大事件個案,更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劉同學雖然曾說粗口,但不是“我D你老M”那種直接冒犯他人的粗口,而是“關你L事”這種加強語氣的粗口。你可以說用語不雅,但以此“治罪”停學已經甚爲不該?又何來上升到“濫用核心價值破壞核心價值”的高度呢?

單純看劉同學的事件,可能會覺得他應該被處罰。但是近一兩年,社會暴戾的“有害空氣”日盛,警察在上萬人集會率眾高呼“D你老M”,鄉紳與議員在群衆集會大叫“殺無赦”,建制派尚且群起辯護。律政司涉嫌違法,其身不正,政府卻呼籲“包容”。唯獨對無權無勢的學生,學校就“迅雷不及掩耳盜鈴”地要停學處分。

建制力量,寬於律己,嚴於律人。統治者對己“只講權利不講義務”,對被統治者“只講義務不講權利”。個中的不公與雙重標準,公衆心中有數。上梁不正下梁歪,就算用強權處理了這宗案件,又何來讓人口服心服呢?

青年學生有燃之不盡的精力,有可大把揮霍的時間,有不平則鳴的正義感,有同窗結社的組織力,又無後顧之憂的拖累。不能説理讓他們心悅誠服,這種事只會越來越多。

湯大狀“令人痛心疾首之餘,也不能不問,為何我們沒有經歷過文革也可以無聲無息間失去了一整代人?”

其實答案不是在上面了嗎?

湯大狀從民主派成爲“中間派“,再進入了建制。如果不忘初心,就當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建制内繼續“是其是,非起非”。可惜,進入建制後,言行中一面倒地為建制保駕護航,大違“是其是,非起非”的説辭,這樣與一個建制派又有何分別呢?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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