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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的政治:統戰、推普和穗港兩地的粵語保育

2015/4/20 — 21:16

【文:池偉添】

2010年6月至8月,廣州市民因不滿市政協一份旨在將廣州電視臺頻道的主要播音從粵語改為普通話的提案而發起捍衛粵語運動,部分年輕人數次走上街頭「撐粵語」。雖然事件隨著官方的壓制和官員多次出來解話重申政府無意廢粵而告一段落,「推普廢粵」之爭並無因此而終結;人們對「廢粵」的擔憂有增無減,每一次地方政府關於語言政策的規定及相關傳聞都能在穗港兩地激起漣漪,近一年來香港關於「普教中」的爭議更引起不少港人對「推普廢粵」的恐慌。然而「推普廢粵」之說是否為廣東官員所講的「偽命題」?在廣州,以粵語為載體的本土文化的蹤影隨處可見,當地政府也一直重視嶺南文化和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這是否意味著市民對粵語被廢除的焦慮是杞人憂天?但若焦慮是真實存在,則此焦慮多少反映了某些或顯或隱的歷史變化和社會意識。本文將圍繞推普政策的前世今生及其在廣東的效應以剖析粵語在當代的命運,並試圖描述香港因素在廣州人反對「推普廢粵」中的角色及其政治意涵。本文認為,粵語的生存空間從來受制於政治角力,當代粵語文化在中共的統戰與推普的張力間蹣跚前行;穗港兩地的公民參與狀況將決定粵語的未來。

作為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的粵語

雖說粵語保留不少中古音韻而得詩詞聲律,但粵語作為書面語的表現力一直停留於詼諧和市井[1],相較之下,明清時期用北方官話寫成的小說更具文藝色彩,流傳範圍也更廣,不少作品在後來的白話文運動中被奉為中國文學經典。而正是經過白話文運動,憑藉新派文人的書寫實踐,作為書面語的北方話獲得難以動搖的主導地位。

不過,白話文的流行不意味語音的統一,北方話後來發展成共同語離不開政治操作。在晚清國族打造的進程中,推行共同語被提上日程。1911年清政府首次把「官話」稱為「國語」;入民國後的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議定出「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標準國音;1920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又議定出「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的「新國音」,而這時正值北洋政府與廣州軍政府對峙之時。在新文化運動的強勢影響下,廣州政府並無拒絕國語推廣,但亦無積極推行的舉措。[2]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大量「五四」青年南下參與革命,為便於溝通和國家統一而使用和推行國語水到渠成,但國民黨「二大」的會議語言卻是粵語,這反映當時國民黨中的粵系通過語言爭奪革命正統,粵語也罕有地直接成為權力鬥爭的武器。[3]到了1928年北伐成功,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北平方言編入字典、教科書,國語運動再次起錨;但就廣東而言,直到1936年廣東政權瓦解,國語運動才開始「南下」。

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導下的國語運動並沒有得到有效推行,這弱勢政權不僅受制於軍閥割據和日軍外侵,而且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要把握中共初時的語言政策首先要瞭解那些創黨的激進左翼知識分子的主張。同國語運動相比,錢玄同在《新青年》提出更徹底的「漢字革命」:廢滅漢字,改用「世界語」。[4]為了實現「世界語」這一宏圖,過渡階段的主張即「漢字拉丁化」。創建中共的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都是漢字拉丁化的積極擁躉,他們認為漢字難識難寫,阻礙知識普及,是「腐毒思想之巢窟」;而拉丁字母則相反,不僅好掌握,更有利傳載新事新理,推進社會進化和「世界大同」。[5]但漢字是象形文字,拉丁字母是拼音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要拼誰的音?取道蘇聯的中共在此與白話文運動分道揚鑣。瞿秋白等左翼知識分子抨擊「五四」白話文成為一種「新文言」,認為漢字是不能承載人民聲音的死文字;而為了可以真切表達人民的心聲,必須「我手寫我口」。但大江南北有這麼多方言,為何以北方話為標準語音?於是他們反對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資產階級國語運動,認為此種依靠政治權力的國語統一化違背語言自然進化的規律,真正的共同語只有在地區方言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形成。1930年瞿秋白赴蘇聯與蘇聯漢學家制定「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中的原則就包括這一條:「這種拼音文字拼寫的不是文言,也不只以北京一地方言為標準的‘國語’,而是各大方言區的大眾口語」。[6]1935年,以魯迅、陶行知為首的左翼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呼籲國人積極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7]之後各地知識分子致力於方言拉丁化,制訂出上海話、蘇州話、廣州話等新文字方案,並通過開班講學、出版書刊等方式推廣。

20世紀30年代隨著抗日救亡的聲浪越來越大,中共在「白區」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並爭取到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至上海淪陷,大批文藝人南遷至廣州、繼而香港,從而在華南形成一個抗戰文藝網絡。中共知識分子四處聯絡,通過成立團體開展討論、辦刊撰文等形式擴大統戰範圍;左翼影人投入電影製作,使一向被認為是粗制荒誕的粵語片更具左翼電影的現實色彩。[8]經過19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大眾語」和文藝大眾化的討論,再加上抗戰所激發的民粹意識,左翼文藝人開始注重地方形式,在創作中注入方言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戰後留在香港的左翼文藝人響應自延安始一直到華北「解放區」的文藝「大眾化之路而發起方言文學運動,把粵語書寫推向一個高峰,更得到中共知識分子茅盾、郭沫若的全面支持。[9]運動期間催生不少粵語書寫的作品(如黃谷柳的小說《蝦球傳》、江萍的《馬騮精》、陳殘雲的《小團圓》等)多運用大量俗語,突顯革命意識形態之餘也充滿地方民間色彩。至於粵語片,中共知識分子透過左派報刊寫影評影響輿論,左翼粵語片影人在革命意識形態的輿論氛圍下於1949年在香港發起「粵語片清潔運動」,檢討粵語片只為利潤而粗製濫造。其後左翼影人多在中共資助下拍攝了多部合乎革命意識形態的進步電影,當中最為轟動者是由蔡楚生、王為一執導的《珠江淚》,其寫實風格和文藝氣息影響了之後的香港粵語片製作,大大提升粵語片的質素。1950年代隨著中共統戰策略的改變,香港左翼影人的創作較少意識形態先行,倒是更現實主義地反映香港平民的日常。[10]

由此觀之,中共在執政之前不僅不壓制方言,反而因其貼近群眾經驗而加以利用開發,方言因而具備革命意識形態的階級屬性,在現實中成為中共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的工具。執政後這種局面有所改變,比如《人民日報》先是強調「統一民族語」,後強調「語言的規範」,要求「低級形式的方言必須服從高級形式的共同語」。但至少在廣東,粵語因其為港澳和海外不少華僑地區的通用語而仍然存在不可替代的統戰價值。即便在1956年全國推廣普通話以後,粵劇、粵語話劇照樣推陳出新,配合中共政策對民眾進行意識形態宣傳教育;廣州的電臺繼續保有包括說書、粵曲等粵語節目,廣州的電影院繼續放映香港左派粵語片。[11]1958年建成的珠江電影製片廠雖然主要拍國語片,但為統戰需要還是出了一部獲得打破時空局限之成功的喜劇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該片僅在粵港和海外放映,其十足的市井味搏得觀眾喜愛。然而好景不長,各色粵語文藝多數都在「文革」裡消音,當時能進入廣州公眾視野的恐怕只有粵語樣板戲。1973年珠影製片廠製作的一部粵劇電影《沙家浜》便是典型的文革樣板戲。

改革開放後,毗鄰港澳的廣東成為經濟發展的「熱土」;憑藉香港的經濟和流行文化的輻射力,粵語成為強勢語言,支「魚骨」天線收看香港電視更成了珠三角一帶廣東人的生活習慣。在這個環境底下,廣東的電臺、電視臺為了引導輿論,爭奪流失的觀眾,採用粵語播音是必要條件,珠江頻道和廣州頻道在1988年也正式獲國家廣電部特批使用粵語播放節目。但是,如何才能抗衡香港電視的影響?當年廣東電視臺台長劉熾到香港無線電視臺考察取經,得到無線劇集監製李添勝醍醐灌頂:電視劇是漢堡包。此後廣東電視臺製作幾部模仿香港電視劇、能夠迎合廣東大眾口味和消費習慣的劇集,挽回了收視。[12]如果說1930年代的「文藝大眾化」講的是如何表達大眾心聲,用大眾的語言動員大眾參與鬥爭,現時代要考慮則是如何討好大眾(儘管這「大眾」背後往往是作為其代言者的政黨組織及其意識形態)。到九十年代,中宣部強調電視劇的「主旋律」,廣東電視劇放棄了與香港競爭的市場邏輯;但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時代的來臨,廣東的電臺、電視臺在受限制、受審查的條件下進一步擁抱市場邏輯,轉向主打貼近市民生活的時政節目和反映當地本土、通俗文化的紀錄、娛樂節目,奪回了一度被香港電視壟斷的收視率[13]。粵語籍著這個市場保住了作為珠三角地區主導語言的地位。

總結起來,粵語走至今日能夠在珠三角地區的公共場合中被廣泛使用,離不開特定政經環境及語言文字觀的作用。北方話成為如今「普通話」有文化優勢、使用人口數量優勢等非政治的因素的作用,但這些因素若放到歷代政治變遷的大歷史當中也非與政治力量的塑造無關。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是近代國族打造的邏輯結果,卻受到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挑戰。對建政前的中共而言,與國語運動的衝突既是在理論上,但主要還在政治現實上。不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知識分子關於「拉丁化」、「大眾語」、大眾化文藝的討論還是讓方言的生存獲得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這使得地區方言在建國以後繼續服務於党國宣傳;而粵語的地方形式更在統戰方面持續發揮作用。然而,在一輪又一輪的党國打造進程中,作為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的推廣壓倒了方言發展,乃至對方言的生存構成威脅。

推普的政治

「文革」正式結束不久,《人民日報》曾發表社論,號召加快文字改革工作的步伐,沿毛主席的路線「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4]「漢字拉丁化」這一「五四」激進思潮經過一番改頭換面成了現實政治方針,於神州大地宣揚三十載後仍餘音嫋嫋(拼音化背後的所謂「文字發展規律」同八十年代啟蒙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只不過官方已不再提「拼音文字」,而是繼續推行漢語拼音和普通話。隨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頒行,語言文字的標準正式確定,「拉丁化」、「世界語」這些曾被奉為圭臬的偉大理想從此被懸隔起來,不置可否,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係也只能被硬性規定下來,推廣普通話重新成為維繫民族國家的一項政治工程。

粵語在「推普機」底下命運如何?此可先對照民國時期國語運動對粵語的衝擊。1930年代南京政府就曾多次遣特派員南下重申「國語統一」的政策,但直至1936年廣東政權瓦解,國民黨政府才在廣東推行「國語教育」,要求社會各個領域多用國語,學校用國語教學。不過,運動基本上是虎頭蛇尾,各界只是做了應景式的響應,學校粵語教學照常。[15]比較能激起風浪的是國民黨對粵語片的禁令。之前國民黨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禁止在電影中使用方言,現在借勢在廣東推行,對粵語電影嚴加審查,激起整個華南影界的強烈反對,有人懷疑上海國語片商的陰謀,更有人質疑「標準國語」的合理性。之後華南電影協會派代表赴南京情願,在眾粵籍高官的斡旋下,禁令延期至1940年。但1938年廣州淪陷,對粵語片的禁令形同虛設,直至戰後國民黨政府重申禁令。[16]

相較於國民黨,中共在「推普」政策出臺之前還要考慮理論上的合法性問題。1930年代左翼知識分子反對人為標準化的所謂「國語」,提出「拉丁化」、「大眾語」,所主張的是各地方言自然融合而形成共通語,而「大眾語」就應該是「平常的、普通的語言」,是普通化的方言。直到1949年9月,《人民日報》還刊登討論關於各大區域方言拉丁字方案的文章[17];新華廣播電臺還增設包括廣州話在內的「華南地方語新聞」。然而10月過後,語言文字標準化問題逐漸被提及,方言土語作為書面語的使用被貶抑,要求儘量用「普通話」的聲音漸多;這裡,「普通話」、「全民語言」等詞的運用同「方言」相對應,因而在語義上同三四十年代的「普通話」漸行漸遠。1955年10月,人民日報刊登一篇《論漢語規範化》的文章,為語言標準問題定調。文章指出,「由於全國文化經濟的突飛猛進,全國方言已經逐漸向北京話集中」,因此要「有計劃地順著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來引導漢語走上統一」。[18]這裡的「文化經濟」,照著作者的思路便要得益於「幾百年的事實」和「幾十年的客觀事實」,其實即指前朝對「官話」和「國語」的推行以及白話文運動的影響,因此文章大大弱化、以至否定了此前左翼知識分子關於「普通話」經由方言的混雜而自然形成的共識,亦間接認可從「官話」推行到國語運動的歷史地位。隨後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一致同意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其中不少中共知識分子都在會上或會後撰文表支持:郭沫若舉北京與廣州之間交通便利來說明語音統一為「必然的趨勢」;葉聖陶強調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是「肯定既成事實」;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認為「漢語目前朝著統一的方向迅速發展」,指出要把普通話逐步推廣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教育部長張奚若更指出推廣普通話的教學是「嚴肅的政治任務」。[19]1956年2月,國務院發佈推廣普通話的十二項指示,確定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推普工作從此全面開展。

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語言純潔」、「加強漢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統一」而標準化漢語的理由屢被提及,但目的證成不能代替合法性,知識分子主要從兩個方面獲取合法性資源:一是前朝關於推進語言統一的政治操作;一是文化傳播和社會交往的自然過程。而在他們的言說中,政治操作往往也被理解為「既成事實」、「趨勢」的必然過程,從而在話語上更顯得符合左翼正統,這樣,「規範化」也只是順著原有的發展方向從善如流。至於文化傳播(電影、廣播、話劇等的語音)和社會交往,近代的城市化、工業化和戰爭帶來的人員流動的確促進了北方話的傳播,卻未能解釋像上海、尤其是廣東某地區方言的主導地位。郭沫若舉交通便利一例至多能說明上層精英之間的交往(這種交往本身當然也不離政治操作),欲無從證明粵語有往北京語音靠攏或者北京語音有向粵語音借鑒的任何跡象。因此,普通話只好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其推廣範圍卻遍及至南方。

在全面推廣普通話的形勢底下,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人民日報》在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閉幕後的一篇社論中提到,推普不是「人為地消滅方言,只是逐漸縮小方言的使用範圍」;而根據1956年《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普是為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目標是要「漢語達到完全統一」;至於推普範圍,則遍及學校、軍隊、機關、工廠、媒體、文娛、服務、翻譯等各行各業各領域。[20]在當時的集權計劃體制下,這意味著語言環境的同一化,方言的使用將退縮到私人生活領域,乃至最終通過下一代的語言教育和代際更替而漸漸消亡。事實上,周恩來在1958年的政協報告也印證了這一推普邏輯。周恩來雖說推普「是為了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滅方言」,但是他接下說:「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來禁止,也不能用人為的辦法來消滅……要把六億漢族人民的方言逐漸統一起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必須作長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實現。」[21]客觀上做不到廢除方言,並不意味著主觀上不值得去努力。假若拼音文字是文字改革的方向,那麼廢除方言、讓漢人講同一語音是實行拼音文字的合乎邏輯的過程。

憑藉強大的党國機器,中共的推普運動比國民黨的國語運動有力度很多。總的來說,中共通過「喉舌」宣傳、成立專門的推普工作委員會、培訓師資、錄製教材、方言普查等方式全面推普,並通過制度性手段(顯性的如減少方言公共廣播;隱性的如評比獎勵、檢查團驗收、開觀摩會等等)限制方言在公共場合的流通。儘管如此,推普工作在廣東仍受到好大的阻礙。在1956年的一份送往省領導批示的推普工作計劃綱要中,那條關於省一級機關幹部應經常使用普通話交談的建議被領導劃去。[22]1957年省教育廳總結推普工作的缺點,就包括:省文化局不重視推廣;省一級機關幹部忙,不重視;幹部因為溝通方便繼續用方言交談;下級因上級無動起來而取觀望態度。至於學校,則存在校領導不重視;教師讀音不准,或繼續用粵語教古典文學、讀課文,認為「用方言教學生動,普通話教詞不達意」;學生遲到曠課增加,或用方言回答教師提問;家長更是不理解,怕影響成績等等。另外,有推普委員建議著名藝人馬師曾、薛覺先將粵劇說白改為普通話但遭婉拒,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影響質量。[23]這一系列出自推普委員筆下的廣東各界對推廣普通話的抗拒反映了當地人對母語的偏好,更反映粵語當時早已為廣東不少地方的「普通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推普工作不能說全無成效,至少在基礎教育層面上學生普遍識聽普通話,不少識講或許不太流利和標準的普通話;社會上的工人農民倒是沒有在這「一陣風」的運動式推普學到多少,其關鍵還在於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員流動貧乏,不存在一個講普通話的語言環境,普通話仍然像是來自遙遠首都的官話。

進入文革時期,推普機構被撤銷,方言的地位在濃厚的民粹氛圍下再次因其階級屬性而有所提升;但到文革後期,毛澤東關於拼音文字和要求幹部學好普通話的語錄被重新提起,推廣普通話的聲音再次浮出水面。文革後教育部重提推普,又設立「推廣普通話辦公室」;到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憲法,意味著普通話正式成為國家通用語,推普也通過法律地位的確立而增加其權威性。之後政府更通過完善法令和優化行政手段來加強推普工作,比如在《義務教育法》、《教育法》、《廣告法》、《廣播電視管理條例》等多項法規條例加入相關規定;在學校和機關單位裡將普通話列入考核和評估範圍,從而與個人就業、升遷等切身利益掛鉤。1994年啟動普通話水平測試,普通話自此有了評核量化的標準,進一步規訓包括公務員、教師、播音員等從業人員的語言使用和語言觀念。2000年,政府頒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進一步以法律形式將各行各業的推普措施合法化、規範化。

八十年代後的推普政策在意識形態上掃除左翼傳統的負擔,強調「語言的文明和健康」,將推普同「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聯繫在一起。在「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時代背景下,推普不再需要提及普通話與方言之間的歷史關係,亦割斷之前關於推普與文字發展的聯繫,逐漸告別朝向「拼音文字」的線性發展的願景而集中強調對推動國家建設和統一的效用。在國族主義的邏輯下,方言被定格為家庭生活用語;普通話則繼續被要求在所有公共場合中使用。國家日趨技術化的管治術配上市場化改革和中國經濟的起飛,普通話的推廣獲得史無前例的成功。即便在廣東,1984年時任省委書記任仲夷還要提防廣州話普及全省[24],到今日普通話的聲音遍佈羊城,廣州年輕人已習慣對非廣府人的廣東人講普通話,足以證明普通話已統一全省。然而,即便不論毛時代旨在統一方言走拼音文字方向的推普邏輯,現行的推普政策也是以公共場合講普通話作為「積極普及」的方向,又以「逐步提高」講普通話的流暢和標準程度為最終目標;而廣東很大程度因為存在一個得到官方認可的用粵語言說的媒介市場而仍離這個方向和目標很遙遠。更何況,語委辦、推普辦以及相關部門作為國家官僚機器的一部分,它們的運作有其自身的邏輯,官僚決策受既定政策限制,也受流變中的文化觀念影響,更要努力證明自身繼續存在的價值。由此觀之,廣州人對「推普廢粵」的焦慮背後有著實在的基礎,他們有理由問:「推普機」為了推普可以去到幾盡?

「文明」衝突與粵語保育

雖然1980年代後,推普往往與現代城市文明掛鉤,「做文明人,講普通話」的標語隨處可見,但這種捆綁和聯想起初在廣東卻受到來自香港的強勢挑戰。中共對香港的統戰自中共建政始便由於自身的劣政而不斷受挫,香港市民在經歷「六七暴動」之後又迎來「麥理浩時代」,兩者反差使港人與深圳河以北的這片故土漸行漸遠。然而,香港人的這種「離心離德」大抵也適用於廣東人。八十年代之前廣東省就已經出現過四次逃港潮,不少廣州人也通過與在港親戚的接觸和偷聽電臺等各種途徑瞭解香港狀況,對香港的自由、繁榮安定和當時方興未艾的香港流行文化充滿嚮往。而香港語言環境方面,粵語自晚清有才勢地位的廣州人南遷香港那日起便佔據了優勢[25],1949年後卻一度因南下北方人的文化優勢而威脅其主導地位;直至六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文化的崛起,再加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在教育、公共廣播中獨尊粵語,粵語才最終確立香港共同語的地位。因此,中共治下的廣州民眾是透過母語——粵語這一媒介瞭解香港而加深對現代城市文明的感知,又因嚮往現代城市文明而對粵語產生認同感和自我優越感。相較之下,來自北方的普通話則成了封閉保守落後的象徵,更往往映射出一組現實意味:強權、壓迫、嚴肅、僵化、虛偽、假大空。改革開放後,粵港交流日增,香港流行文化佔領珠三角,香港電視劇、電影和流行歌曲受持續追捧,長久下來更形塑了兩代廣州人的自我形象和文化認同。[26]

八九十年代珠三角一帶的經濟發展和香港的如日中天不僅讓粵語輻射整個廣東,更促成「粵語北上」,粵語流行文化曾一度風靡大江南北、乃至日韓[27]。所及之處掀起「粵語熱」,大量粵港詞匯融入北方話當中,不少年輕人更模仿粵港腔,這些都一度讓推普官僚著急。[28]然而,自1992年起,中共加強在廣東的推普力度,將普通話的使用情況列入學校和機關單位的考核範圍;此時恰逢市場化改革,全國範圍的人口流動增加,大量外來人員湧入珠三角一帶,改變了這裡的人口結構和語言環境,普通話成為來自不同區域的外地人之間、也逐漸成為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通用語。語言環境的變化配合行政手段,推普工作的不少阻礙得以清除。到廿一世紀信息時代的來臨,一方面有聲的大眾傳媒透過互聯網(中國局域網)衝破時空界限,另一方面無聲的拼音輸入法得到推廣而成為眾多電腦用戶交際、思考的載具,這些都使普通話進一步深入到私人生活領域而成為不少新一代年輕人日常生活表情達意的工具。伴隨這些結構和技術變化的還有香港經濟地位的下降和大陸經濟地位的上升;香港流行文化的相對衰落和包括臺灣、大陸、日韓在內的東亞區流行文化的興起。香港不再具有夕日的輻射力,粵語的強勢方言地位受到衝擊。

儘管如此,粵語在珠三角地區依然強勢。廣東是全國唯一被允許用方言播出時政類電臺、電視臺節目的地區,也是全國唯一能合法收看香港電視臺的地區。粵語作為統戰和意識形態宣傳工具依然被容忍在廣東的公共領域內言說,本地「公知」繼續不斷繁衍以粵語為載體的啟蒙話語引導輿論。其實,這種方言作為公共語言的狀態並不符合推普要求,不論是法律還是歷年推普政策都將普通話定位在教育、媒體、政府公務和公共交際這些公共領域的使用上,方言則被局限於民間文娛、鄰里街坊、家庭生活等私人領域。普通話和方言之間的關係往往被一些專家學者看作是「主體性」和「多元性」的結合,普通話是單一之「主」,應在相互交流溝通方面一統江湖;方言是多元之「從」,可在娛樂休閒方面百花齊放。這一主一從的語言等級觀念背後還往往隱藏著一組二元對立的語言偏見:普通話代表文明、開放、先進,方言代表保守、封閉、落後。當粵語不及普通話強勢,「推普機」又在國族主義的邏輯下將普通話樹為文明標準,要求將粵語區「文明化」的呼聲便開始出現。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小學生在學校接受的普通話教育,直接把講普通話與文明有禮等道德規範聯繫在一起,不僅要求學生在校講,還鼓勵他們回家後講普通話,以致出現不少子女開始厭惡自己的母語、在家少講粵語的狀況。

2010年在廣州爆發的捍衛粵語運動很大程度上是要回應這種文明觀。香港人在七八十年代逐漸形成的文明標準和自我優越感早已滲透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反哺給廣州人,刷新了廣州人的自我想像,不少廣州人通過內化這套標準而更鮮明地同北方的「撈頭」和廣東其他地方的「鄉下佬」區分開來。廣州本地的傳媒多年來通過的本土化路線爭取受眾,但本土化之餘亦不乏全國性的視野,還有「公知」型的媒體人來引導輿論,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本地人潛在的排外傾向,卻也提供宣傳廣州地方文化的平臺而強化了廣州人的地方認同和自豪感。「廢粵」危機的出現喚醒不少廣州人的集體回憶(這種回憶多半來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他們在線上或線下用發自肺腑的情緒十分直接地表達他們對粵語本土文化的愛、對粵語被邊緣化的不滿以及對「推普廢粵」的憤怒。當然,亦有不少「和理非非」的廣州人追隨「公知」式的批判,強調普通話和粵語不是非此即彼,推普與發揚粵語文化和諧共存,而政協有提意見的自由,大家無須反應過激。這種「理性」分析和官方論調一唱一和,共同構成危機後的維穩局面。

相對比較少人注意、卻又對整場運動起關鍵作用的是身體力行地做文化保育的志願者。受到香港保育運動的啟發,自2008年起開始有廣州人深入關注本土文化的保育問題,從天字碼頭的拆除到恩甯路舊城改造,幾個文化保育小組應因而立,他們透過做調查、文字記錄、製作紀錄片、藝術創作、聯絡媒體等方式持續地喚起市民對文化保育議題的關注,使更多人對這座城市有更深的認識和認同。到了2010年「推普廢粵」之爭出現,一眾民間保育人士通過發佈海報、撰寫文章、搜集相關資料等方式推動事件發展;另一些則通過親身踐行製造議題以引發報道和議論,比如廣州舊城關注組在網上發起「我為粵語大聲唱」活動,上百個80後網友齊聚人民公園高唱不同年代的香港粵語流行曲,在吸引周邊市民圍觀和媒體關注、引起廣州人共鳴之餘,更宣示一種自我充權的公民參與精神。這一系列公民參與引發媒體的持續關注,本地媒體人又借議題設定來放大效應,進一步鼓舞了公民參與。唱歌活動之後有網民發起「齊撐粵語大行動」,號召大家在7月25日到江南西地鐵站口做粵語問答之類的公開活動,卻遭警察提前帶走問話,但最終還是激起不少不滿的市民自發到目的地集會「撐粵語」。有志於粵語保育的市民通過一系列行動最終迫使政府公開回應問題,更引起香港媒體和社運人士的關注,之後還在8月1日促成穗港兩地「撐粵語」聯動集會,從而將運動推往高峰。

捍衛粵語運動激起了不少關於粵語存廢的討論,支持保育粵語者多以多元文化的觀點反對大一統的思維,認為推普只是為了打破方言隔閡便於交流溝通,兩者沒有文明高低與否之分,每種語言都有其自身不可代替的價值,因此不應打壓方言的生存空間。然而不打壓是否意味著保育?如何保育?事實上,中共一直從文化多樣性的角度出發,將地方特色文化作為一種資源加以利用;廣州的情況也恰如政府官員出來澄清那樣:黨和政府一直都重視保護「優秀嶺南文化」。曾幾何時,中共資助粵港左翼文藝人進行粵語文藝創作;文革時期廣州珠影廠還在製作粵劇樣板戲;如今政府又積極傳承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打造「歷史文化名城」。然保育不僅是保護,還是養育、成長。粵語若失去自由表達、教授和傳播的空間,粵語本土文化便失去活力,粵語也預備放入歷史資料庫。另一方面,若是去除內容談粵語保育,又會出現文化本質主義,以及空洞的文明標準。比如有網民打出「煲冬瓜收皮」、「廣州人講廣州話,聽唔明就返鄉下」等標語,當中或許包含對主體性的渴求和對推普霸權的抗拒,但這種渴求和抗拒的方式卻是建基於語言和文化偏見,實反映一種本質主義的族群歧視。粵語保育若只剩下族群認同,「撐粵語」也只是一句民粹排外的空洞口號。

然而時至今日,即便粵語區的經濟文化相對優勢不再,穗港兩地仍有民眾執著於他們的文明標準。對他們而言,粵語所承載的不僅是某些集體回憶,而且是一種自然平實的生活方式,一種在地的反叛態度和對擺脫壓迫、自由自在的生存狀態的承諾。粵語不僅是文化載體,更是價值載體。香港近幾年來不少中小學推行的「普教中」政策,乃源於1990年代內地的一些語言專家學者關於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論述和建議[29],其在現實中的推廣模式似是「推普機」進一步南下,1950年代中共在全國推行普通話就是由中小學的語文科開始,逐漸推至其他領域。香港人反對「普教中」固然有抗共因素,但主要還是直覺到用普通話教/學中文會改變感知和思考事物的方式,會抽空知識與社群文化網絡之間的活生生聯繫。堅持用粵語讀中文,主要不是因為粵語保留了多少古音,而是要拒絕言文一致的民粹誘惑,保持講同讀之間的辯證距離,如是才意識到普通話、白話文並非自然而然,也才更好地搭建日常生活與文藝、理念之間的橋樑。堅持母語的公共運用,便是為了讓自然而然的民主實踐和公共空間成為可能。這種實踐或許似民間保育人士那樣深入社區溝通鄰里街坊,或大家籍著共同的問題自由表達和交換意見,為共同處境發聲和行動。他們或聚在一起高唱Beyond的《海闊天空》,就如那些年在廣州的江南西路或在香港的夏愨道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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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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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李婉薇:〈在命定的張力中前行 ──回歸後粵語寫作的危機與生機〉,《字花》,49期(2014年5、6月號)。

[2] 1920年北洋政府頒佈國語教育令,廣州市教育局也因應成立國語講習所,部分學校採用新式國語教材,但在政治形勢和粵語環境制約下,這些革新並無帶來幾多改變,師生用粵語誦讀白話課文,官府、士紳和不少家長更是抵制白話文教學。見〈民國初廣州國語教育推行難 新舊教育碰撞激烈〉,南方網,2013年09月17日;喻忠恩:〈嶺南國語教育重鎮:廣州市立國語講習所〉,《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2009年。

[3] 參見金以林:〈地域觀念與派系衝突——以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粵籍領袖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05年6月。

[4] 1918年4月錢玄同在給陳獨秀的信〈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中明確倡議以Esperanto (世界語)取替漢字,隨即引來一系列的討論和回應。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六號,第四卷第二、四號,第五卷第二、四、五、六號,第六卷第一、二、六號的通信欄。

[5] 陳獨秀雖對錢玄同用「世界語」取代漢字的方案有保留,但亦主張廢漢字,提議改用羅馬字母書寫漢語。見《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

[6] 百度百科「拉丁化新文字」詞條。

[7] 〈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生活知識》,1936年,第2卷第2期。

[8] 吳定宇:〈論華南抗戰文藝運動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3期。

[9] 劉進才:〈從「文學的國語」到方言創作〉,《文學評論》,2006年04期。

[10] 易以聞:〈回溯:從《珠江淚》看左翼電影與粵語片〉,主場博客,2014年8月15日;沙丹:〈政治光譜中的文藝變革:建國前夕香港左派影人的活動及影響〉,《電影藝術》,2012年04期。

[11] 可見於1950年代《南方日報》、《廣州日報》的信息欄。

[12] 張木佳:〈廣東電視風雨十八年〉,《粵海風》,1997年01期。

[13] 關於廣州近廿年來的收視狀況參見楊德建:《媒介地理學視閾下珠三角電視媒體演進研究》,暨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14] 《人民日報》,1977年12月20日。

[15] 喻忠恩:〈「兩廣事變」後的廣東國語運動〉,《開放時代》,2009年04期。

[16] 李書娜:《民國時期廣州電影研究(1920-1938)》,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鐘寶賢:〈國語運動與大戰前後的香港粵語電影業〉,載文潔華編:《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年。

[17] 見陸志韋:〈關於拼音文字的方案的意見〉,《人民日報》,1949年9月6日。

[18] 〈論漢語規範化〉,《人民日報》,1955年10月12日。

[19] 郭沫若:〈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5日;葉聖陶:〈什麼叫漢語規範化〉,10月28日;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報告〉,11月24日;張奚若:〈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11月18日。

[20] 〈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人民日報》,1956年2月12日。

[21] 〈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人民日報》,1958年1月13日。

[22] 〈1956年下半年推廣普通話工作計劃綱要〉,廣東省檔案館。[2015年]

[23] 見諸廣東省檔案館1956-1961年相關公開檔案。[2015年]

[24] 〈任仲夷說開放地區語言不應是封閉的 廣東要用普通話統一全省語言〉,《人民日報》,1984年12月4日。

[25] 相關研究參見張振江:〈試論早期香港華人族群語言的競爭與選擇〉,《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2期。

[26] 本文中有關這半個世紀以來的廣州(人)論述均出自筆者本人廿四年來的生活經驗、觀察和判斷,不妥之處望得到高人指正。

[27] 〈廣東話熱潮席捲日本〉,《南風窗》,1998年2月。

[28] 見於葉國泉、羅康寧:〈廣東語言也開放〉,《開放時代》,1994年2月;許嘉璐:〈新時期說老話題::繼續為祖國語言的純潔健康而鬥爭〉,《求是》,1995年18期。

[29] 關注本土文化保育的香港社運人士只是將「普教中」政策追溯至1999年香港教育局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整體檢視改革建議》,其中明文「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但其實內地有關香港推普工作的策略研究早在『九七』前已陸續浮現,相關文章包括:孔玫:〈香港中文教學探討〉,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1990年8月;〈國家語委代表團赴港訪問交流〉,《語文建設》,1991年07期;〈《語文建設》訪問團赴香港訪問〉,《語文建設》,1993年11期;陳建民:〈我看普通話在香港〉,《語文建設》,1994年03期;田小琳:〈香港普通話教學今後的任務〉,《雲夢學刊》,1995年01期;田小琳:〈再論香港地區的語言文字規範問題〉,《語文建設》,1996年03期。等等。

 

作者簡介:90後廣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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