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美國教師工會直擊社會公平,以促進學校和社區發展

2015/7/20 — 17:17

【文/Melissa Sanchez】

破土編者按:近幾年,中國內陸地區教師爭取權益的示威和罷課行動屢見不鮮,然而學生和家長對教師罷課行為的看法卻褒貶不一,有的人表示理解,而有的人則批評教師罷課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美國教師爭取自身權益的行為也曾一度面對同樣的境遇。而近些年,美國教師工會部分成員採取了更積極的方式,他們從爭取社會公平的角度出發,致力於為底層以及有色人種的學生爭取更公平的教育機會,並呼籲實現教育資源配置的平等。因為他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學生、家長和其他社區組織的支援,才能從更高層面去改善底層社會的教育和社區。或許中國教師也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示。

導語:芝加哥教師工會因組織和聯合周邊的關注種族和階級等社會公平議題的社區組織而廣為人知。現在,從聖保羅到洛杉磯,越來越多的教師工會在他們的指引下形成了類似的進步模式. 這種模式包括發展與社區組織和其他工會的關係,並把影響到他們學生生活的廣泛的議題提出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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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春天的下午,明尼蘇達州的的教師在美國國富銀行門口組織了一次集會,現場與2012年芝加哥教師工會罷工的場景很相似。

與一些社區組織積極分子一起,聖保羅教師工會的會長在這家銀行的門口做了現場講話。當其他人都在談論瘋狂的貸款活動使得美國的住房危機不斷加劇的時候,Denise Rodriguez 提出了不同的訊息:她敦促銀行考慮一下那些有正在上學的孩子的家庭——尤其是有色種族家庭——並且呼籲銀行,在家庭有子女就讀期間,停止取消對他們居住房屋的贖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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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教師工會因組織周邊的關注種族和階級等社會公平議題的社區組織而廣為人知。現在,從聖保羅到洛杉磯,越來越多的教師工會在他們的指引下形成了類似的進步模式. 這種模式包括發展與社區組織和其他工會的關係,並把影響到他們學生生活的廣泛的議題提出來進行討論。

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轉變也讓他們達到了更高層次,這種模式擴展到了包括國家級別的兩個最主要的教師工會。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各做各的。我們不願意和其他人交流。」聖保羅教師聯合工會主席Rodriguez說。「現在在全國都有這樣的觀念,即我們能很好的和其他的社會組織聯合起來,從而更好的去為我們的共同利益抗爭。」

這些策略,被一些勞工學者稱為「社會運動聯合主義」,在2012年的芝加哥教師工會罷工中有了新的進展,  當時,成千上萬的老師上街遊行並且令人意外的獲得了很高程度的群眾支持。

「你不能低估芝加哥這次罷工的影響。」 Stephen Ashby 說,Stephen 在伊利諾大學的厄本那香檳分校教勞工研究,並且在之前的談判過程中與芝加哥工會一起緊密工作。「對於其他工會來說,芝加哥的教師成了他們的老師。」

Jackson Potter, 芝加哥教師工會的員工協調者,認為這種趨勢「與教師想要為他們的學生和社區做出一些改變的本能傾向是相關的。」

在Potter 看來,教師工會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夠與教師和社區成員一起合作,為他們更大的共同目標而奮鬥,而這個共同目標就是改變「財富分配不公,削減預算、越來越多的機會不平等的出現的根源,以及改變底層教育(把學生)從學校傳遞到監獄的現象,還有老師們在教書時每天都能看到普遍的不平等等現狀。」

紐約大學的教育學教授Pedro Noguera認為 工會的尋求社會公平策略以及致力於建構與社區的溝通橋樑是一個「有意思並且重要的發展。」

「被攻擊的教師唯一能反擊的方式就是提高他們被支援的程度,也就意味著…對老師有益的必須對孩子也有益,」 Noguera 說,「他們必須要能夠清楚的表明他們的議程是關於促進學校,子女教育以及教師的工作條件的共同發展的。」

全國範圍的運動

自從2010年芝加哥教師工會會員自主成立的獨立會(CORE)獲得工會的領導權後,CORE的成員就在全國範圍內組織了涵蓋了大概20個類似的教師核心成員的鬆散的關係網絡。這個核心成員的聯合組織有著共同的理念,並且在某些共同議題上相互支持,包括鼓勵家長選擇讓孩子不參加標準考試,與社區組織建立合作關係等。

事實上,只有這些幹部核心成員中只有少數獲得當地地方工會的主席席位。但是他們在地方和全國範圍都有一定的影響力,這是這個幹部核心本身的勝利,在芝加哥的Nettelhorst 小學教書的老師Michelle Gunderson 說,他也是CORE的一名積極成員。

「說我們能夠奪取全國教師工會的權力是有勇無謀的想法,但是我們能夠期望我們能迫使他們提升意識,發起討論和宏觀上的結構分析。」 Gunderson 說,在前不久,Gunderson就在一次教育會議中協助組織了一次關於社會公平的聯合主義的討論的小組座談會。

美國的教師聯合工會(AFT)和國家教育協會(NEA)都表示他們正在向一個更廣的範圍和走向轉變,但是他們還會持續關注傳統的關於「麵包和黃油」(bread and butter)的議題,即像工資和權益等直接影響到工會成員的議題。

「國家教育協會正在參與的工作實際上在重新定義關於共同利益的談判。」國家教育協會的組織主任Secky Fascione說,「我們認為在這個時期,只做一個出色的課堂上的老師已經遠遠不夠,你還得提倡成立好的公立學校,並且作為社區和家長中的一員和夥伴來做這些事情。」

Fascione 說,在國家教育協會中的年輕成員對社會公平議題越來越感興趣,尤其是關於反對考試的運動。與此同時,美國教師聯合工會(AFT)的工會主席Randi Weingarten 指出了他們在麥克道爾做的社區和經濟發展的工會工作,他們主要通過與商業,基金會,政府還有非盈利機構合作,試圖找出促進社區教育和經濟的發展的方法。美國教師聯合工會已經開始嘗試在芝加哥北部的日本建伍-奧克蘭社區做同樣的努力。

「芝加哥教育工會現在經歷的是一場革命,對於我們來說,這已經不僅僅是一次升級」,Weingarten 說,「工會一直以來都有在追求社會公平,只是有時候更活躍一些,有時候沒那麼活躍。我之所以中意芝加哥工會已經做的事是因為,它向我們展示了你在維護公平和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可以很專業。」

然而,一些工會批判者則認為,這些工會並沒有致力於爭取孩子的最高利益和爭取社會公平。

在去年的維加拉對陣加州法庭的決議這一標誌性事件中,一個法官裁定了教師的一些傳統的職業保護,例如在任期內違反了州內最貧困兒童的憲法權利。這個裁定要到上訴判決後才能施行。

這個案例以代表一定數目的低收入有色人種學生的利益被存檔,這些學生認為他們因為遇到不好的老師所以無法受到高品質的教育。一個州法庭發現,這些職業保護使得一些老師難以被開除,從而對這些孩子的學習造成諸多影響。

「通過維加拉事件,社會公平是教師工會所擁有的東西的理念以及一部分所謂左翼逐漸浮出水面,」 在一家非盈利的法律訴訟機構——students matter——中工作的Cynara Lilly說。

在某種程度上,Lily說,維加拉事件「某種程度上分化了民主黨。對於很多人來說,追求社會公平是他們當時入黨的動機,但是實際上,傳統的左派和工會並不是站在社會公平那邊。

竭力爭取支持

在芝加哥,教師工會也在一些地區遇到阻礙,因為他們的一些需求在合同裡還沒有辦法進行談判,例如停止開辦新的特許學校以及減少標準化測試等。芝加哥教師工會已經舉辦了三次社區討論會,主要向家長和居民解釋目前他們的談判包含了哪些內容。目的是為了對這些議題設置一個公眾的平臺並爭取他們的支援。

兩年前在聖保羅,談判也實現了廣泛的類似的轉變。工會開始走出去尋求集資,同時推進為小型班級配置更多的輔導員,社會工作者以及其他的專業支持,來幫助學生。這其中的一些議題是合同範圍內無法進行談判的。

儘管如此,Denise Rodriguez認為,工會成功的迫使教育董事會通過了員工認同的解決方法。「這變成了一個公共檔,現在我們可以定期收到員工數目的更新情況,這些我們以前都從來沒收到過。」她說,「我們現在也可以討論以前都不被允許討論的事情。」(關於新的合同的談判將在這個秋季進行)

在洛杉磯,一個激進的幹部核心組織借鑒了芝加哥教師工會2012年為爭取他們自己的合同提議時罷工的戰鬥口號,這個組織在去年贏得了工會選舉,其口號為:洛杉磯的孩子值得去的學校。(The Schools L.A. Children Deserve),這來源於當年芝加哥教師工會報導的關於教育資源不平等中提出的口號「芝加哥的學生值得去的學校」。(The Schools Chicago’s Students Deserve)」 其他的教師工會也採取了同樣的方法。

今年在洛杉磯,當罷工的可能性被嚴肅提出時,洛杉磯的教師團結會在這個區組織了一個公車遊行,讓報導者和社區成員見識到過度擁擠的學校以及其他的不利條件。工會不僅大力推進工資翻倍,同時也要求額外通過聘請大量的教師和人事工作人員來縮小班級規模。

最後,工會批准了一個三年的合同,包括工資上漲10%,但是沒有允諾會雇傭更多的教師。

2011年,在威斯康辛州,由於州長斯科特·沃克第十法案的推行,密爾沃基教師教育協會以及其他的公共領域工會幾乎失去了他們所有的談判權力。

該法例促使工會開始徹底的重新思考他們應該怎樣運行,以及只把執行合同作為唯一的工作,密爾沃基教師教育協會主席Bob Peterson 說。當教育者面臨著是加入工會還是付出代價時,他的工會已經在不斷的失去會員。現在,Peterson 說,工會領導者和員工不得不「更加捫心自問我們是否為工會會員提供了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我們不得不出賣工會會員。」

即使是這樣,工會最近取得了關鍵的勝利——有一些是在社區的公共壓力之下——改善了孩子和教師的條件。幼稚園教師也放寬了開學日期,從而在學年開始那段時間,給老師更寬裕的時間與少數團體的學生建立聯繫。幼稚園學生也可以每天有45分鐘的玩耍時間。教師有靈活的安排時間的自由。

「我們的群體行動和群體行動所產生的威懾力,使得我們能夠促進一些老師的教學和工作條件。」 Peterson說。

面臨新挑戰

2012年芝加哥的罷工為更強大地方和國家的工會組織的出現埋下伏筆,無法確定的是,今年的罷工是否會獲得同樣的支持。

很多工會代表說現在的教師看起來反而更加辛苦。

「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一種考驗,或者別的,」其中一個工會代表說,她因沒辦法說服任何她的合作夥伴加入她,而獨自出席了6月9號的工會集會。

大概2000、3000位教育者和支持者參與了這次集會,一些內部成員認為如果考慮到談判的緩慢進展,這次的出席人數是比較好的了。2012年5月份的一次爭取支持罷工投票的集會有5000到10000人出席。

其他的工會代表則希望工會領導者們能夠不那麼好事,而是更多的關注傳統的「麵包和黃油」議題。

Marcia Brown-Wiliams 前工會代表同時也曾是一位老師,去年退休,她擔心芝加哥教師工會太過於關注提出這種宏觀的政治要求,卻無法去保護他們工會會員的應該被保護的需求。

他們也面臨著其他的挑戰,比如接觸和教育2012年並沒有參與的新會員。芝加哥一個分析機構對他們的名單分析表明在2012年罷工的時候,大概五分之一的現任教師和專業人員助手沒有被雇傭。

小學教師和CORE的成員Gunderson認為,內部組織和向普通成員傳達資訊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挑戰,卻又非常重要。「我們甚至很難說有多少工會會員與芝加哥教師工會領導的想法一樣。」她說。

「800位工會代表在會議中被曝光,這就是訊息如何傳出去的」,Gunderson 說。「我們不得不在民主的基礎上做這些事,而這也可能會很混亂。

 

[1] 美國標準考試說明:美國越來越多的學校設置越來越多的標準考試,使得教師的課程設置和教課的自由受到更多的束縛。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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