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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難以出彩的學生製造

2015/6/29 — 12:12

文/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陳慧玲(牛津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講師)、馬克.塞爾登(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破土編者按:在現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背景下,職校學生在所謂的實習中,往往既無法提升自身的職業技能,還要忍受惡劣的勞動條件和不公正的待遇。職業教育也淪為了資本積累和控制學生工的工具。在政府和學校的配合下,企業大規模地使用學生勞動力,而學生的基本權利,則被犧牲在公司跨國協作生產的祭壇上。破土編輯自《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潘毅、陳慧玲、馬克·塞爾登著。

職業教育:難以出彩的學生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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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日,60名四川中江職業中專的學生抵達富士康成都廠大門,開始所謂的實習。其中一些學生接到學校的實習通知倉促趕來,只來得及在硬編織袋裡塞幾件衣服。其中一個學生這樣解釋:「我們老師說省內所有職業學校都必須配合政府,把學生送到富士康實習。」他補充道:「除非我們有市級醫院的證明,證明我們病得很重,否則必須馬上出發。」學生被裝進兩輛大巴車,然後就站在電子工廠大門外。進廠之前,富士康管理人員對他們做了半小時的介紹說明。

曹旺,16歲,學的是紡織和服裝專業,實習期間她只負責擰緊螺絲,沒有別的;陳輝,16歲,建築專業學生,負責處理iPad外殼;于艶英,17歲,石化專業,分配的工作是給iPad包裝盒貼標籤;黃玲,17歲,專業是工商管理,被分配到流水線做質檢;張臨潼,16歲,熱愛自己的藝術專業,則被分配去組裝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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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富士康新iPad工廠遇到的這60名學生,並不是公司招募的第一批學生工。連環自殺事件後,深圳兩家富士康工廠暫停招工。龍華廠的一位人力資源經理輕蔑地評論說:「這是為了防止那些想跳樓,從而向公司勒索賠償的人進公司。」但由於富士康的勞動力需求只增不減,所以領導層從兩個方面調整了策略。首先,富士康加快了在中西部低工資地區建設新工廠的步伐,這與中央政府支援貧困地區發展的政策同步。其次,富士康從全國各地的職業學校招募學生工,並且得到政府官員和學校老師的幫助。

誰是學生工?

2010年夏天,富士康聘用了來自全國職業技術學校的15萬名學生工——占了公司100萬主要勞動力的15%。 這意味著富士康已經超過迪士尼學院計畫(Disney’s College Program)——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實習生項目,過去30年累計接收了逾5萬名來自全美和海外合作學校的實習生。

富士康形容自己的實習生計畫是創新型企校合作模式的典範。2011年7月,公司的一項聲明中寫道:「富士康與職業技術學校展開合作」,為學生提供「實用技能培訓,使他們能在畢業後找到工作」。 但培訓內容、評價方法和效果均未提及。

富士康的實習計畫能和國內外電子或其他行業的優質實習區分開,就在於它特點鮮明。富士康的學生工全天工作(包括加班和夜班),實習期從3個月到1年不等。學生工和正式工人一樣,穿著同樣的工服,生活在相同的工廠宿舍裡。這些富士康的學生工,直到最近還在公眾的視線之外。四川中江職業中專的學生。他們大多只有16歲。
2011年3月3日上午抵達富士康成都廠開始所謂的「實習」。

四川中江職業中專的學生。他們大多只有16歲。
2011年3月3日上午抵達富士康成都廠開始所謂的「實習」。

老師的角色:雙重管理

我們採訪的14位老師來自八所不同的職業學校(包括四川中江職業中專),他們也深切認識到富士康這個項目,是違悖「實習」概念的。實習本來是學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沒有加班和夜班,以保護這些16到18歲的學生。但這些老師在學校和當地政府的壓力下,和學生一同前往富士康工廠,直接監督學生在工廠宿舍裡的活動。富士康把所有老師和學生工安排在相同的宿舍區,學生說「這是為了看緊我們」,即使休息時間也不例外。這個實習計畫使學校教育與打工合為一體,但這服務於公司而不是學生或他們的學業。

16歲的王美懿,實習期間遭遇月經紊亂之困。她回憶說:「我之前的月經是比較規律的,但10月這一次卻遲了一周。我嚇壞了。另外,我還有嚴重的抽筋,在開著空調的流水線也會全身冒汗。」11月和12月,美懿的月經仍然不規律,而且時常痛經。她的線長是一位年輕男性,美懿覺得沒法跟他說這些「女孩子的事情」。她認為這可能是夜班和壓力所致。「在學校,我們每天只有六節課,我能休息得很好。但在富士康就完全不同。生產目標擺在那裡,我們不能停下。跟老師抱怨也沒有用」。

在富士康,老師和學生的比率保持在1:50。在學生工眼中,老師是「工廠管理的一部分」。老師被分派到工廠監控自己的學生,這也意味著教師的權威結構也移到了工作地點。所以「學生工」處在「兩個老闆」的雙重壓力之下,一個是他們的老師,另一個是工廠的管理人員。

「我的老師掌握著評估實習表現的生殺大權,包括全勤和服從管理各個方面,這些都會記入我們的學業成績中。大家都很緊張。」美懿告訴我們。老師通過公司的內部網路,可以獲得學生的出勤記錄,內部網路明確記錄了學生開工、飯後、加班和最後一班結束後打卡的時間。在某些情況下,老師甚至不顧路途遙遠,親自去確認學生的病假申請,並決定是否批准。

富士康的管理系統隨機分配學生和工人的宿舍和生產線,削弱了他們的社會紐帶,也同時削弱了他們聚集起來反映自己處境的能力。蔡老師告訴我們,在抵達公司的第一周,有些學生是不願意去工作的。

「我要求我的學生管理好自己的情緒,冷靜下來,仔細考慮一下,如果你想離開——你的父母會不會感到失望?週二晚上,我再去學生宿舍瞭解情況的時候,他們回答‘也不算太壞’。週五晚上我又跟他們碰面,他們說‘挺好的’。他們已經逐漸適應了工作節奏。最後我問他們還想走嗎?他們回答‘不’」。

為了將學校老師納入到對實習工的監控系統中,從2011到2012學年,老師除了從學校領工資外,富士康也每月發放工資給老師。跟工人一模一樣,工資是透過銀行借記卡每月轉帳,定時發放的。

帶著老師的每月工資是固定的,以四川成都廠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為例,老師每月工資為2,000元人民幣。由於老師不用加班,所以沒有加班工資,他們只需要上午9時至下午5時駐守在廠區C辦公室,討論管理學生工的有效方法;另外,他們不用上晚班,週六、日也不用到廠區簽名報到。富士康管理人員只要求老師在週一至週五早上集體簽到。因此,很多老師白天就在辦公室裡看電影、閒聊、睡覺等。

當然有個別「盡心盡力」的老師,在一周七天、每天24小時之內,隨時候命,經常主動開導學生工,去宿舍和飯堂探望學生,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留下,完成「實習」,無怨無悔地勤勞工作。所以,在眾多學生的眼中,老師已經成為管理工具,對他們的學習毫無用處。

「學校和企業的統一,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教師和技術人員的統一以及學生和員工的統一。」這是一所職業學校宣稱的「教育使命」。李偉來自河南省鄭州交通職業學院,是一位汽車維修專業的17歲學生。在他的經驗裡,學校僅僅達到了第一個目標,那就是以實習的名義「銷售學生」,完成學校和企業的結合。他以低沉的語氣,描述了他和同學們如何「在第一年的考試結束後,就馬上被騙進富士康實習」。

「在我們去富士康工廠之前,老師保證在富士康實習結束後,他會給我們補上餘下的專業課程。2011年1月,我們終於完成實習回到學校,春節後2月份的新學期,學校開始教授電機課程。但是到了4月份,學校又安排畢業生到汽車廠實習。可是直到那時,學校也還沒有給我們上完專業課。我們既沒有學到汽車維修的基本技能,也沒有完成我們專業核心課程的學習。我們怎麼去汽車廠工作?」

「寶貴的7個月在富士康完全浪費了!」李偉歎息道。單在2010年,就有28,044名像李偉一樣、來自「七個省份超過200所學校」的學生工,被分配到深圳富士康工廠的合成數碼產品業務組(iDPBG)裝配蘋果產品。

李偉鼓足勇氣,和幾十個同學一起去找老師交涉,卻無濟於事。「我們找到學校的領導,他告訴我們,在學習剩下的專業課程之前,我們必須多花一年的學費來拓展學習,以拿到更高的學位」。他繼續道:

「我們很沮喪,因為我們已經付了三年的學費,但沒有完成職業訓練。學校破壞了最基本的協議,違悖了招生宣傳冊的內容,任意改變課程結構,把學生的未來當兒戲,完全沒有盡到對學生的責任。我們這些學生在學校的教育中,根本沒有掌握充分的知識,在接下來的求職中,我們沒有任何優勢。」

李偉上當受騙的感覺非常強烈。「學校介紹手冊裡所有美好的言辭,都變成了空話和破碎的承諾」,他強調。

失望和沮喪彌漫在車間培訓中。尤其是那些學習電子和力學的學生,在接觸到富士康的流水線後,完全超乎意料地失望。

18歲的劉思穎來自四川省綿陽市,是個非常渴求提升職業技能的學生。她跟我們講述了她是在2011年的秋季學期成為深圳龍華廠學生工的經歷。

「這是我在電子機械專業學習的最後一年。我真的非常喜歡我的專業,而且一直都很努力學習。我甚至連暑假期間都呆在學校圖書館複習功課。我的計畫是去華為公司實習, 但老師說服我們全班42個同學去富士康實習」。他強調,富士康擁有的全球客戶群就包括了華為,並且公司在高科技產業研究方面投入了數十億資金。他保證我們會在實習中學到很多東西。然而,幾乎從第一天開始,思穎「就被綁在組裝電路板的生產線上,給iPad後殼安裝零件」。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不需要任何技術和高深知識」。

學生工的教育和勞動權利

隨著大學教育擴招和升級,中國教育現在強調職業教育培訓,以服務社會和經濟發展,學生實習則成為這個計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早期工業培訓和基礎教育的基礎上,政府增加了民眾受教育的機會,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目標。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之後,學生可以通過競爭,升上全日制普通高中或進入中專職業學校繼續學習。標準的三年制中專學校的入學年齡,通常是14到15歲;目前在各類中專技術學校註冊的全日制學生有2,100萬(還有數百萬人進入高職院校)。據中國《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顯示,中專職業學校的註冊人數,預計將從2009年的2,180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2,350萬人。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全日制普高學生的數量呈下降趨勢。 在中國,高中教育是為學生升入大學做準備,而中專生則接受技術性工作的訓練或高等職業教育。

職業學校為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生,提供以就業為導向的課程。到第三年,學生年滿18歲之時,就會進入與他們專業直接相關的企業實習。但在當地政府和學校的雙重壓力之下,學生實習被一刀切地統一分配到富士康,全部進入工廠勞動,完全不顧他們的專業和興趣。職業法特別規定了學生應該是在最後一個學年才安排實習的, 然而,富士康不僅不考慮實習崗位是否符合學生所學專業,實習時間同時也比法律規定提前了很多(在學生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的時候,就會被安排實習)。簡而言之,實習的節奏並不以學生教育為優先,而是取決於蘋果或其他電子業巨頭的產品的需要。

學生不是為富士康免費工作。他們雖然是有酬勞動力,但價格非常低廉。2011年富士康(成都)廠的招聘廣告顯示了正式員工和學生工的工資以及補貼:

職業教育:難以出彩的學生製造

工資待遇上的差異,是雇主鍾情學生工的關鍵因素。在2011年1月成都富士康iPad工廠,學生工和剛進廠的工人都只有每月950元的底薪,他們沒有資格獲取正式員工才有的每月400元技術補貼。而且在實習期間,學生工無權進行技能評級或漲工資。此外,不論實習生的工作表現有多好,也不會獲發生產效率獎金、季度獎或年終獎。更重要的是,學生工和正式員工不同,他們無法享有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社會保障。

作為法律意義上的學生工,他們是學生而非勞動者,所以不享有勞動者的待遇。富士康不但合法化了學生工與正式員工在工資和獎金待遇上的差別,把他們當正式員工用,卻出著學生的薪水,可謂一個顛倒事實的驚人逆轉。我們粗略計一筆賬就能看穿富士康的如意算盤:這些總計達15萬的學生工,如果暑假期間在富士康各類工廠的生產線裡工作一個月,單單不用為他們繳納社會保險一項,就可以節省大致1,500萬元(15萬人×100元)。 雖然這只是一個簡單的運算,卻能如實反映雇主的算盤。而且這不過是一個月的保險支出,很多學生工在富士康持續工作了一年。

富士康把學生當作一種彈性的廉價勞動力,罔顧實習項目的培訓功能以及年輕人的健康和福利。參照2007年的《實習管理辦法》(第5條「實習生每天工作不能超過8小時」)和2010年的《教育法》(條款4「在8小時工作日外,實習生不得加班」), 其共識是,上限為8小時的實習培訓應該在白天進行,確保實習學生的安全和身心健康。事實上,富士康是以同樣的工作要求對待學生工和正式工人,包括每月日班和晚班的輪換制和大量的加班,完全無視《教育法》的字面規定和內在精神。

學生勞動力:隨意處置的商品

富士康的學生工不僅成本低,而且是一次性的,他們只為回應公司緊急訂單的要求,派往任何急需勞動力的地方。例如在2012年9月iPhone5進入生產高峰的時候,沿海江蘇省淮安市的學生,就被富士康以實習生的名義送上了資料裝配線,包括晚班和加班。 與正式員工不同,辭退學生工不需要任何賠償或提前30天通知,這又壓縮了成本,同時最大地提升了公司的靈活性,以應對訂單起伏大的需求。同樣重要的是,因為學生工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勞動力,所以他們被隔絕于工會成員資格和各種保障之外。

一些學生告訴我們,他們實習了一周後便打電話給父母,求他們向老師和富士康管理人員施壓,馬上「釋放學生工」,但他們失敗了。2011年11月1日,富士康成都廠的一個生產車間裡,爆發了一場漢族和藏族學生工之間的衝突。來自數所學校的近24個學生工參與了這場發生在工作時間的打鬥。最後他們都被辭退了。另外一些學生因為害怕遭到報復,出於個人安全的考慮也自行離開了。這一群體性事件拉響了警報,浦江縣職業中專學校(位於四川西南部浦江縣)的副校長在事發第二天就趕到現場「照看他的學生」,蔣老師回憶道。事實上,是富士康要求「學校立即領回壞學生」。學校和企業對學生工施加雙重控制,在這一勞動危機之下變得清晰透明,揭下了所謂自我發展和培訓的遮羞布。為了打破工廠規定,學生轉而使用暴力,作為獲取自由的最後可能。儘管學生的抗議一直存在,然而富士康仍在強化與學校的合作關係,並在當地政府的配合下,確保學生勞動力的供應更加充裕便捷。

學生工現象的政商聯盟

富士康向當地政府和職業中專施壓,確保廉價學生勞動力的充足供應,以應對全球生產需求的季節性變化。2010年6月12日,河南鄭州市教育局命令其轄下的所有職業中專,派遣學生去深圳富士康就業或「實習」。這是為即將於8月投入生產的鄭州iPhone生產基地做準備,縮短培訓時間的一個步驟。政府下發給所有教育單位的通知寫道:

為深入推進我市職業教育攻堅工作,加快我市職業教育發展速度,深化校企合作,加強訂單式培養,促進就業,經研究決定與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開展全面的就業(實習)合作,安排全市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團就業(實習)。

從這一刻起,學生工變成了由政府組織、服務於私營企業為主的活動。

通過與政府高層領導人的直接交易,富士康將招聘成本轉移到省級和更低一級政府,並在國家權力的支援下把招工工作外判給職業中專學校。2010年夏天,河南省政府建立了一個跨部門委員會以協調富士康的學生招工事宜:由省長擔任主席,教育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的領導擔任副主席。政府領導給下級部門委派了具體任務,並制定了在兩個月內(2010年8月到9月)為富士康招工二萬人的目標。每一個城市的政府都被分配了特定的招工目標,其指標具體到每個縣和地區,再細化到村莊、村鎮和勞動團體。

令人震驚的是,河南省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支付招工費用和新工人(包括學生工)的補助,以支持富士康的招工專案。由財政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共同參與的這一優惠政策,其具體項目包括了:

為職業介紹實施補貼政策,以每人200元標準從指定就業基金裡支付。

從指定就業基金中,為每一個成功受雇的工人或學生,支付600元就業或生活補貼。

省政府應向勞動團體或學校施加適當的激勵政策,以安排富士康的就業或實習工作,費用由省級財政管理部門承擔。

僅僅考慮第一條和第二條項目,為了完成二萬人的招工計畫,政府將支付1,600萬元(20,000人×800元)。 此外,河南省政府還給學校和勞務派遣機構發放獎金,激勵其完成甚至超額完成招工目標。

富士康的招聘工作不僅牽動了省級政府官員,而且其招聘要求還被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官方網頁轉載。其核心資訊是,即使畢業班學生的實習已經安排在2010年的秋季,但「學校應該組織、動員現三年級學生(即各校已自行安排的頂崗實習生)參加頂崗實習,以保證富士康集團正式落戶河南、年內批量投產後有充足的高素質員工隊伍」。

完成學生實習工的招工指標,開始成為地方政府的頭等大事。政府為學校提供了特殊的「培訓基金」,全力滿足富士康的勞動力供給,政府和企業之間的聯繫也因此加強。而富士康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支持,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高速推進其工業帝國。

四川省政府已經吸引1,500家台資企業投資當地,但仍然積極建設巨型富士康成都生產基地和高層宿舍,並將其指定為「第一號工程」。 根據投資地的特定位置,當地政府免去了富士康和其他投資者的大數額租金和企業所得稅(低於標準的25%到16-18%不等)。 2011年11月成都富士康工廠擁有超過12萬工人,第一年投產即成為這座城市最大的雇主,並在2012年11月增長到將近18萬工人,而工人和實習生的數目仍在增長。

富士康成都廠人力資源經理朱熹,一位31歲的大學畢業生,曾在小型國企工作了七年。2011年12月,他向我們描述了一個類似自上而下的河南省學生工流動模式。

「在過去一年裡,我每個月都要為了這個‘一號工程’,跟當地政府領導碰面。我們一直在討論詳細的時間表和富士康實習計畫的規模,以及工廠宿舍的二期建設項目和‘南部工廠’。」

熹是一個冷靜、四方臉、留著軍人小平頭的四川人,2010年10月成都iPad工廠一開業就加入了富士康,一直從事政府與學校之間的聯絡工作。他與成都教育局的官員合作,負責編制一份參與富士康實習生計畫的職業中專學校名單。他詳細向我們介紹:

從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來自成都市教育局的兩位高級官員,一直在協助我們制定一個學校─企業合作專案。我們最終確定了一個全面的執行計畫,在這個學期組織了數十所職業中專學校的大約7,000名學生來富士康實習。(教育局官員)同意我們與老師們召開會議,並和我們一起監督學生實習專案的進程。我們按月給他們支付工資。同樣,我們也支付工資給數百位老師,感謝他們對我們實習計畫的支援。

下圖顯示了富士康制定的學生勞動力招募計畫,然後由高層政府官員領導不同行政級別的工作團隊(市、縣、區、鄉鎮),與其管轄範圍內的全部職業中專學校展開全面合作,完成最後指標。

職業教育:難以出彩的學生製造

我們採訪的成都地方官員透露,上級政府通過與各個部門的合作,推行了一套嚴格的監督系統,旨在按時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務(包括工人和實習生)。成都郫筒鎮的政府官員告訴我們:「(上級政府佈置)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在自殺潮之後,消除對於富士康的負面印象。」他們動用了網路、廣播、電視、海報、博客、傳單、電話、上門訪問和電子郵件「宣傳富士康文化,用正確的思想,理解和引導招工目標(的完成)」。宣傳的主要內容是「富士康的成長和發展,其經濟和技術實力,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目標是要使這些宣傳滲透到村莊和城鎮、社區和學校,確保富士康家喻戶曉的。

河南、四川和其他地區的省政府及下級政府,與富士康合作(還有其他大型企業), 正在建立一個勞動政體——它剝奪了學生實習的所有選擇,將實習與各學校的利益和就業目標緊密聯繫起來。這種大規模的動員,是由富士康和當地政府聯合驅動的,因為它們在財富積累上擁有共同利益。這種吸納了學校的廣泛合作,獨獨犧牲了學生工的利益。

學生工制度:想畢業,先打工

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富士康正在製造一個獨特的中國工人階級,其核心是由外來農民工和學生工組成的。一些學生工告訴我們,如果他們拒絕去富士康實習,「就有不能畢業的風險」。在富士康,所謂實習,就是要犧牲學生技能和知識的學習。而雇用大量學生工的後果,就在於提供了穩定的廉價學生勞動力,壓低了正式員工的工資和福利,從而進一步侵蝕了他們的經濟權利和工作品質。

在中國,實習生已經成為新工人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受採訪的老師們承認,他們也安排學生在較小規模的電子工廠,如緯創(台資企業宏基集團分拆出的製造部門)和仁寶電子(一家台資的筆記本電腦和電子設備製造商)等企業實習,而不考慮學生的興趣和所學專業。除了電子產業,還有「學生學徒」或「培訓生」也被用作汽車工廠的臨時工;儘管他們和全職工人們一樣工作,但他們卻缺乏「正式員工」的就業保障。

當更年輕和更脆弱的學生工,和屬弱勢群體的農民工一起被迫工作的時候,社會不公便會加劇。像蘋果、任天堂和索尼這樣具有品牌形象意識的公司都已經保證,他們將確保其供應商履行國際和本土的勞動法律法規,但關鍵問題是企業始終想在全球市場上,尋找更便宜、更溫馴的勞動力。在中國政府和學校的配合下,企業大規模地使用學生勞動力。而學生的基本權利,則被犧牲在公司跨國協作生產的祭壇上。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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