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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不是失去答案,而是拋出質問

2016/3/18 — 17:27

Joy Division - 〈Atmosphere〉MV 一幕

Joy Division - 〈Atmosphere〉MV 一幕

愛終將我們撕裂---Love Will Tear Us Apart

Ian Curtis (1956~1980)

尼采曾說過:「凡無法摧毀我們的,都必使我們更為強壯。」要淬煉堅強的靈魂,就必得探入生命最幽暗的根底。回顧人類歷史,更有些勇敢的人,為了使他人變得更堅強,而選擇摧毀自己。

以下這個故事,是寫給如今為人父母者看的,關於Ian Curtis,以及Joy Division樂團的個人追憶。希望我們都能憶起,那每個曾經的搖滾歲月,那曾經為愛與生而苦惱不已的青春,那曾經叛逆、卻深信「存在」比茍活更重要的年輕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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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命運中顫抖的皮影戲:憶Ian Cur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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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在23歲那年的某日,於自家住所中上吊自殺。他無疑被心靈與肉體的拉鋸給摧毀了,但我很清楚他從未被挫敗。他在短暫一生中探索黑暗而獲取的,也讓活著的我們因之而更加強壯。

這正是我為何需要Joy Division(以下簡稱JD)。許多人或許在試圖表達對JD音樂的感受時,都會有種無言的、百感交集的沉默,但我很明白JD的音樂於我何所是:通過哀莫大於心死的存在悲劇性,生命根底一種否決一切感受的絕對意志被喚醒了,那是精神宇宙的黑洞,是純粹的黑色──是莫名的狂喜(Unknown Pleasures)。

一個名稱聽起來頗「歡樂」的樂團,“Joy Division”這個詞彙,卻是源自二戰期間供納粹德軍取樂的「軍中樂園」,也就是慰安婦。會取這樣深具陰暗色彩的團名,想來是Ian的主意。事實上,這個被歸類為後龐克的團體,無疑是以Ian Curtis為核心的,就如同Sid Vicious之於Sex Pistols那般。來自曼徹斯特、成軍不過4年(1976–1980)、只發行過兩張專輯(Unknown Pleasures & Closer),Joy Division這個樂團卻深遠地震撼了搖滾樂和世界,而Ian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搖滾英雄之一。

然而,用搖滾樂去框住Ian,其實是做不到的。對於JD,有人曾說過:「如果你活著,這樣的音樂就永遠都不會屬於你。」如此黑暗的音樂,卻能夠帶來世紀末的救贖,靠的便是Ian內在心靈深沉的「哲‧詩」。我想,如果當初Ian沒有因為Sex Pistols的演唱會而結識Bernard Sumner與Peter Hook,他應該會是一位哲學詩人吧?23年的歲月裡,這位憂鬱、善感,但眼神充滿對生命的堅定洞察的年輕人,歷經了早婚、一夕成名、輿論注目與壓力、癲癇症的纏身折磨、精神的孤立與情慾的誘惑,最後是兩個所愛的女人之間的拉扯……。他像音樂之神奧菲斯(Orpheus)那樣被女性的愛的瘋狂給撕碎了。

你或許會說,一個男人怎就如此脆弱,只為了對婚姻的背叛,加上癲癇症的間歇發作,就選擇尋死呢?當然,一個沒有感覺的殭屍很輕鬆可以說出這樣的話,而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人正是如此。然而,如果你是一個還活著的有靈之人,就必定會敬畏於Ian的堅強,以及他最後為了忠於自我的殉身。

對於這樣一顆誠實的心靈,任何生活中的境遇都是充滿象徵意味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當成了真理與人性相互纏鬥的試煉戰場。從他的感覺出發,他到底遭遇了什麼?究竟在追尋什麼?我想,他的考驗不是什麼當代奇人異事,而是亙古以來人類的悲劇題材:精神的渴求無限,卻受阻於肉體的有限與脆弱;對每個人類的無盡的愛,卻受困於個體的佔有與生命對愛情的原始貪婪。這一切困阻,都隱藏在社會道德體制的價值約束中,將人性的美與善逐漸窒死。他企圖追隨每個時代偉大的死靈魂們(Dead Souls),藉他們的引導來控制這個屬於他的小宇宙,試圖免於失序(Disorder)的命運,但最後卻為了堅持對人性的信任而失敗。一切,終歸於黑洞般的自我崩解。

這些心路歷程,都可以在JD的作品中找到線索──Ian早已為身後的人寫好這齣可怕的紀錄、令人驚懼的皮影劇本(Shadowplay)。

我們每個人,都是命運的傀儡,不是嗎?在這條心靈冒險之旅路上,望穿一切可能的Ian,決定不再等待身邊的人過慢的腳步,他選擇丟給他們「失去」的痛苦,以作為對他們卑弱靈魂的鞭笞。1980年5月17日,經過數次在歐洲巡迴演唱時因癲癇而失去意識(疑因過度亢奮)的發病,以及妻子因其出軌而提出離婚的挫折之後,他於美國巡迴出發前兩天,在家中廚房上吊自盡,生前最後的動作是觀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電影《史楚錫流浪記》(Stroszek),而身旁播放的歌曲是Iggy Pop的專輯The Idiot。隔日傍晚,妻子Deborah抱著孩子返家發現他的屍體,唯一的反應只能是嚎啕大哭、徹底崩潰……她永遠沒有機會懲罰這個如此愛她的男人了。

這是一個與世界的疏離不斷爭鬥的孤獨人生。然而,每個看似個別的青春之死,其肇因往往都是社會的、集體的。只是從個別人際關係和心路歷程的角度去解釋Ian的故事,仍是不足的;這個男人的悲劇,難道不也是政治性和社會性的嗎?JD崛起的’70年代末,對於觸感敏銳、記性深刻的搖滾人而言,想必和當時的英國勞動大眾一樣,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徬徨與抑鬱。工黨執政對人民的背叛、英國左翼投機政客的敗壞,為Margaret Thatcher領軍的保守黨和新右派陣營的捲土重來開了大門:Ian的陰鬱歌聲,預告了勞動階級的絕望,以及英國社會自由精神的淪陷。文化界(尤其是音樂界)的工業化,使得搖滾創作者失去認同場域(地下化、錄音室化),也失去經濟上的基礎支持:JD希望成名,卻抗拒成為流行。於是在市場定義價值的環境下,患有癲癇的Ian既無法兼顧日間工作,也無法依靠樂團演出的不穩定收入,照顧他的妻子和新生女兒。

這是個西方政治經濟走向新保守、文化走向庸俗的衰變時代。晦暗式的音樂、愛情以及思考,成了出身底層的少年搖滾哲人Ian對抗時代的革命紀錄,最終在自殺中帶給世人無盡的打擊與疑問。1979年工黨垮台,Thatcher與保守黨於大選中獲勝,展開長達12年的執政。Ian死後,JD團員重組為電子新浪樂團New Order,一個屬於流行音樂和電子舞曲的新秩序(新浪潮)時代,宣告了舊搖滾的自由世代徹底落敗。

像慧星一般短暫而耀眼,Ian Curtis銳利而筆直地從這個世界的面前狠狠掠過,宛如在人類的靈魂劃下一道深深淌血的傷口,然後兀自揚長而去,只留下比黑夜更深的黑暗。

27年後,荷蘭導演同時也是JD歌迷的Anton Corbijn,根據Ian遺孀Deborah Curtis在1996年所著的回憶錄《遙遠的觸碰》(Touching From a Distance),於2007年發表了Ian Curtis的傳記電影《控制》(Control)。這一年,全球金融風暴爆發,世人再度感覺生命即將「失控」。上映的這一天,人們像似參加一位故友突然告知的隆重葬禮一般,沉默地走向同一個時空的交會點,一齊魚貫步入戲院的大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青少年自殺,並不是「自殺」的特殊年齡類型,更非遭受挫折的脆弱個案(因挫折而自殺往往好發在其他年齡層)。應該說,自殺的本質就是青春的自願死亡;只有在青少年美好生命的自願死亡中,我們才得以看清自殺的哲學意義:犧牲。所有人類最熟知的、關於自殺的故事,主角都是年輕人,而且都是為愛殉身:希羅與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梁山伯與祝英台。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翻開各民族歷史,在每場偉大的革命中(與被迫性的戰爭不同)最是身先士卒、壯烈犧牲的,也多是年輕人。青春與死亡、愛與革命,本就是生命夏季的十字路口上,必須抉擇的存在四元素。

青少年是已然發展成熟,卻尚未被社會制度僵(殭)化的個體,他們最能從「入口」(entrance)邊緣的角度看待社會整體,也最能感知社會的實存性(或虛無性)。愛情,對於青少年而言,不只是性慾的渴求(異性或同性)或對家庭婚姻功能的模仿,而是面對眼前世界母體(取代生理母體)之豐饒奇妙,他(她)渴望與之結合的精神企求。青少年與世界的關係,就是一場生命實現自我價值的戀愛,卻透過對另一個體的追求使之具體化;求愛的成敗,在象徵意義上與融入世界的成敗是同步一致、不可分割的。《少年維特的煩惱》(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正訴說了這樣的故事,驅使維特自殺的不是綠蒂對他求愛的拒絕,而是維特透過這場失戀所看到的、社會制度對世界的征服(象徵世界母體的綠蒂,其未婚夫顯然是社會制度下更合適的婚姻對象)以及對人性與世界自由完滿關係(愛即自由)的撕裂。

誠然,戀愛是一場冒險,而青少年的真正戀愛對象不是另一個體──因此不會因為求愛成功而停止戀愛式的冒險──而是充滿危險的世界。青春渴望直達眼前的愛情並與危險世界結合,而一旦這個嘗試被禁止危險(其實是禁止個體與世界的自由關係)的社會阻絕了,則他能夠選擇的岔路,便是展開對社會挑戰、抵抗、甚至推翻的各種革命。

社會的存續需要價值系統的制度化,但也同時需要演化(evolution)與革命(revolution)。因此,當一社會處於正常健壯時,它能夠彈性地允許個體對社會展開抽象的或實質的、局部的甚至全面的革命(如十九世紀的法國),但當這個社會異常虛弱到不容許任何革命時,當青少年被剝奪了對社會進行挑戰、抵抗、批判或改造的權利時,那麼他便感到自己從世界中被疏離(alienated)開來,於是被阻絕在世界之外的他所能選擇的僅存岔路,便只能是自殺一途。

自殺(尤其當它成為集體現象時),因此不是一種逃離或挫敗,而是否定社會既定存在意義的另一種「對存在的重新定義」。透過否定實體生命的存在,自殺者勇敢且質疑地突顯了社會性存在的「不存在」(absence),並拋出更為肯定生命價值的深度質問。在連續性自殺的背後「存在」的,其實是社會的結構性病態,而且往往表象化為政治上受壓抑、經濟上受剝削、文化上受抹滅的現實。

反觀屬於你我的當下

今日的香港(其實台灣也仍是),很不巧地正具備這三種病態現實。‘97「回歸」之後的香港,就如同’45「光復」(日語發音同「降服」)之後的台灣,從被一個較文明的異族帝國(英國之於香港,如同日本之於台灣)殖民的命運,落入被一個更野蠻的同胞威權(中共之於香港,如同國民黨之於台灣)統治的更悲慘境地(內化殖民)。掠奪式殖民統治造成生活水平嚴重倒退、文化衰頹、政治主體自由喪失……。香港,同彼時的台灣一般,年輕世代無法用愛擁抱屬於自己的世界,也感受不到世界的愛──因為用以和世界對話的社會、政治與歷史的話語權被制度剝奪──無法獲得「愛」的他們,正處於革命與自殺的交叉口。此刻的香港青少年,像似二二八前夕的台灣青少年,而後者終選擇了革命;於是,他們戰鬥、然後落敗了,卻贏得令威權畏懼的自尊與自主。那麼,香港的青春生命們,又將如何選擇呢?“Revolt or die.”不正是每個時代的青春宣言嗎?「選擇棄絕革命,那麼就接受整個社會的自殺吧!」那些只不過先走一步的青少年,到底是要帶給我們警訊,還是向我們拋出質問?或者,兩者皆是?

「愛終將我們撕裂。」這句刻於Ian Curtis紀念碑石上的墓誌銘,其意味不只是哲學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他的外遇與婚姻之間的拉鋸,不過是生命中關於愛的隱喻,它必須被更詩意地看待。當青春無法在順從社會體制的約束之愛中(如家庭式婚姻或親情)去兼愛整個世界,並獲得整個世界的愛,那麼他只能選擇革命的背叛,或在社會約束中死亡。而當年輕人被設定(被教育)必須與社會價值體制「結婚」,當革命被視為背叛社會的「出軌」時,那麼為了父母(社會)之「愛」而自困於體制中的他們,最後能做的就只能是選擇和Ian相同的質問方式。自殺,是為了愛(自由之愛)而將自己從社會(約束之愛)撕裂、重新與世界結合之道。

將社會問題做家庭化解釋、將生命意義的哲學問題曲解成精神病學問題,就如同將政治問題做經濟化解釋、將外來的殖民問題內化為階級貧富問題一般,只是在逃避生存的現實罷了。23歲即英年早逝的Ian,和那些選擇在人生最美好的時刻劃下句點的青少年一樣,對我們拋出沉重的社會質問,只是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認不清、或不願面對如此犧牲的價值何在……。

葬禮之後

「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殺。」卡繆(Albert Camus)在《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一書開頭如是說道。生命究竟值不值得一活?那些對此問題輕率地肯定回答者,正是對生命價值最大的否定。青春生命的犧牲,或許正是為了使生者更為堅強,而拋出深刻的社會質問。當生命無能實踐存在的美好與尊嚴,茍活本身不正是一種精神死亡,是哲學上的死刑犯在時間囚牢中的殘喘嗎?生命如若值得一活,則面對被俗世眾神宰制的卑屈人生,是應該選擇當個遭受天帝宙斯(Zeus)姦擄的麗達(Leda),還是如薛西弗斯般用荒謬的精神反叛、捉弄眾神,然後欣然承受命運巨岩的報復呢?死亡或巨岩之刑並不悲慘,真正悲慘的,或許是不曾用生命奮力一搏。

葬禮之後,等著我們的明天是一整個社會的自殺,還是連亡者的份一塊活下去,然後追隨青春世代起身革命?在這條生命的歷史大道上,香港或台灣,死去的或活著的,命運都相同。你我,只不過多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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