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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麗大火22年:不能忘卻的紀念

2015/11/22 — 21:35

【文/Saying】

香港噪音合作社的一首《再見螢火蟲》,歌詞裡的「小英」真有其人,正是1993年致麗大火中其中一個幸存者。而歌詞裡的「哭沒錢怎麽上學」的哥哥,當年20歲,正在上大學。20年後,我們在重慶忠縣聽著小英的哥哥陳劍憶述當年的情況,雖沒有親眼目睹,但那些畫面仿佛在眼前掠過,仍是很揪心。一場22年前的大火,燒死了84名工人,22年後,仿佛全世界都遺忘了。11月18日,一個不能忘卻的日子。

小英愛在村中蹦蹦跳/走遍山間田野每一角/最愛 抓螢火蟲 看那尾巴 一閃一滅/像是靠近遙遠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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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她聽到哥哥在哭泣/哭沒錢怎麽上學/一個包 幾件衣服 爸媽哥 再見/十五歲孩子臉的打工妹

在深圳的一間玩具廠裡/每天十二小時作不停/最怕 管工保安 罵人搜身 (你給我站好!)/為的是每月兩百多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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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縫著手中的毛娃娃/聽說是歐洲孩子的玩具/每一個 好幾百塊 她想起 螢火蟲/宿舍車間就是她的世界

九三年的一個下午/趕工歐童聖誕的禮物/大火呀 逃命去呀 跑呀叫呀 門窗都鎖啦/八十幾個女孩就這樣沒了

小英躺著擔架回到村裡/脛背雙腿渾身都是傷/肩不挑 肩不挑 背不擔 手不舉 腿不走/她哭自己沒用是個大包袱

小英躲在家裡不敢出外/好奇的眼把她再灼痛/最痛 看見爸媽 溫柔的笑 凝著淚光/像是看見閃爍的螢火

噪音合作社《再見螢火蟲》

「著火了,著火了!」

1993年,外出打工是很普遍的現象,都是為了掙錢養家,而只有沿海城市才較容易找到工作。但勞動條件卻是出奇的艱苦,20多年後,小英的哥哥陳劍拿著她當年的一封家書,說道:

「她們那個時候的工廠把工人基本上視作機器的一部份而已,沒有獨立的人的存在。她們的車間那個窗子全都是鐵條焊死,之後用鐵網網住的,怕那些工人把玩具扔出去,就弄成全封閉的,基本上當成了一個籠子一樣把工人關在裡面,缺乏對人尊重。」

「對工人的工作時間要求過長,基本上談不上休息時間,吃飯、洗衣、沖涼的時間是不給的。她說她們那邊洗澡是洗冷水澡,當時我們覺得那邊很糟糕的一個情況,還有她們說因為只有一個廁所所以需要等很久才上到。」

在這種勞動條件和生活環境下,小英每月能掙個兩百多元,陳劍說當年兩百多元在城市不算什麽,在農村則是一個可觀的收入。沒多久,陳劍在大學裡收到家裡寄來的信,說致麗廠火災,燒死了一些人,自己的妹妹也受傷了,廣東發電報給小英爸爸,要派人去一趟。家書很簡單,就這麽幾個字,陳劍當時沒能理解小英的受傷程度,爸爸沒讓陳劍過去,就和舅舅二人去了廣東。

在沒有電視、沒有手機、沒有網絡的年代,直到10天之後,陳劍才在大學圖書館裡看到《南風窗》的報導,但仍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隔一段時間後,父親給他寫了封信,對火災進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他才知道事情原來很嚴重。

直到很久之後,小英跟哥哥詳細的講述了大火發生的情況:

「她們當時正在做工的時候,大概是下午,好像突然有人在講『著火了、著火了』,她回頭一看有很多煙霧彌漫過來,於是很所有的人就往樓梯間跑,她跑到樓梯間的時候前面已經是一片人海,根本就出不去。並且她需要下樓嘛,那個樓梯轉駁處基本上是前進前進不了,後退後退不了,後面有一大堆人湧上來,前面又堵死了。她們看到下面的卷簾門已經關下來了,好像是起火不久就被燒壞了,關下來了怎麽都打不開。她覺得有很多嘈雜的聲音,後來慢慢的她就失去了知覺。有一些煙霧啊、火苗啊,還有人員的踩踏啊,她就逐漸失去了知識。可是,等她醒來的時候,好像是在救護車裏被搖晃裡醒來的,旁邊有兩個護士,她感覺很口渴,就問護士她需要喝水,護士沒給她喝水,用棉簽沾了一點鹽水塗在她的嘴唇上,之後她又昏迷了過去。在她又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一家醫院。究竟在那裏燒了多少個小時,她也不知道,她當時有多嚴重,她也不知道。」

沒有醫院敢收:擔心小英死在那裡

小英在火災後被送到葵湧醫院,因為傷情嚴重,轉往南方醫院,住院七個多月,動了二十幾次手術。命是撿回來了,但並沒有治愈,醫院強制要求小英出院,陳爸爸不同意,醫院就停藥,並拉掉小英病房的電閘,也不打掃衛生,無奈之下,家人只得把小英帶回老家治療。

在離開廣東時,小英全身仍在床上不能動彈,身上流膿流血,坐飛機時需要三排椅子才能平躺下來。因為有廣東的政府人員送回來,所以到了重慶就住了賓館,在退房時賓館要求家人把床單和毯子全部都買下來,因為所有小英用過的毯子、布、床單、蓋的東西都有膿血。這種情況下,治燒傷比較好的西南醫院不願意接收,說南方醫院治療的舊傷口他們無法處理,其實是擔心小英治不好死在他們那裡。家人沒有辦法,只能帶她回到忠縣,忠縣人民醫院仍然不敢接收。

陳劍一直都只是從家書中了解到妹妹的情況,直到小英被送回老家時,陳劍從學校趕回去,當時快天黑了,他在糧油職工醫院第一次見到受傷後的小英。

「太讓我震驚了,我沒有想到是燒得那樣嚴重。包括在那七個月,父親在那邊陪她治療的過程中,父親也給我寫過幾次信,也大概說了一下妹妹的傷情,但是他隱瞞了許多,都沒有真實地告訴我,都沒有真實地告訴我。我當時看到她的時候,真的是難以接受,真的是這樣的。我開頭在回來的時候,還用我在學校的錢給她買了一束鮮花。在我一生當中,當時的印象還很深刻。我上去的時候,那個醫院也是一間很差的醫院,一個部門的職工醫院,燈光非常差,昏暗,我從樓梯間過去的時候,我看到她第一眼,簡直不敢相信她就是我的妹妹。我當時看到了,我眼淚一下就出來了,沒有語言。我把鮮花放給她,她無法伸手來接,兩只手都不能動彈,連起身,不要說起身,她的雙手就不能伸出來,就僅僅是眼睛望了我一下,就這樣子。那個印象使我很深啊。」

「並且她身上,全是那種,還流著膿流著血,身上的皮膚還有那種黑色的,就那種炭化的那種顏色。她身上不能蓋什麽東西,只能在一些部位搭上一點布片,這樣子遮掩一下而已,基本上這樣一個狀況。全身還是黑黑的,只有臉,可以清晰地看到是我的妹妹。」

20年後,當陳劍向我們描述當時的情況時,明知道小英現在活得好好的,卻仍然語帶咽哽,也許能說明醫院裏那個畫面所給他帶來的震憾。

小英在糧油職工醫院裡住了一段時間後,身上的傷口一直不愈合,一直的流膿流血,沒法長出新皮,但這筆醫療費已經沒人負責了。後來通過介紹找到忠縣人民醫院一名治燒傷的醫生,醫生也不願把小英收到醫院裡,於是他只以個人名義來給小英治療。治了幾個月,有一點好轉,但傷口仍不愈合,他就不來治了。最後,家人在家裡找土大夫來治,小英的傷口是很久以後才真正愈合。直到現在,只要稍微碰一下,皮膚就會破……

陳劍說,當時小英的燒傷程度是三度,是醫學上最嚴重的一級。整個治療和康復過程非常漫長:在1994回家後,小英動了大大小小20多次手術,有些地方骨頭外露,沒法長皮膚,有些地方出現皮腫,腫得很大很大,像瘤子一樣,很嚇人。而且小英很容易感冒,當時幾乎每月都感冒兩次,發很高的燒。

致麗大火中的死者家屬,得到的賠償是三萬多,而小英因為完全喪失勞動能力,一次性賠了16萬,而這筆錢是以活到60歲的生活費作為計算的,攤分下來每個月大約是兩三百元。這16萬根本就不足以應付小英返回重慶後的20多次手術,家裡還得為她籌醫療費。

站起來:新生的力量

從受傷開始,小英一直只能躺在床上,脊柱是僵硬的,陳媽媽慢慢地在她的背部墊棉絮,一床一床的加,最後才能坐輪椅,那一年,是1998年——大火發生後的第五年。坐了一段時間輪椅後,小英通過不斷的鍛煉,才能拄著雙拐,重新走路,能自由一點地行動。當陳劍提起小英這段經歷時,語氣甚至有點驕傲。

「從98年開始,自覺不自覺,有意無意的跟同村的,也是殘疾的,無法從事勞動的那些人,就愛到我們家裡來聊天,這樣相互的走訪。其實人家在她身上都覺得,她當時回來是需要擔架抬,人根本無法動彈,連翻身都是需要兩個人把床單提起來她人倒過去,這樣的狀況她最後能夠拄雙拐,能夠在田間行走⋯⋯她那麽多痛苦是怎麽承受過來的,就很想跟她聊,好像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鼓勵,他們僅僅或者是截了一個肢啊什麽樣的狀況都覺得心灰意冷對生活失去信心,然而小英為什麽能笑對生活,從死亡邊緣過來,能這樣樂觀的珍惜生活,覺得從她身上看到了很多力量。」

陳劍覺得,小英也很願意把自己的心路歷程,怎樣康復,怎樣挑戰自我的精神傳達給其他人。「因為她當時也在想,自已能做什麽呢,一個人天天就吃了睡睡了吃嗎?」到了2002年,小英就在民政部門登記註冊了一個民辦非企業單位,專門針對跟她一樣有相同背景的殘疾人及工傷工友做支持工作,就是重慶自強殘疾人服務站。「後來很多上到五十幾的都還在外出,小到十幾歲的都在外出,這個群體很龐大,也和她一樣,他們沒有受過任何的培訓就走到了生產流水線。所以說她覺得看到這樣一些缺乏這種對他們的知識的普及,就有意地把這些安排到她自己的工作中去。」

陳劍在小英建立重慶自強殘疾人服務站的過程,以及服務站建立以後,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來協助她。對陳劍來說,致麗大火對他的影響巨大至不能磨滅,他認為致麗大火最大責任者是當時的工廠。大火發生多年後的今天,他觀察到現在的工人會以腳投票,不會選擇那些勞動條件差或報酬太低的工廠。而企業不應該也不能再「完全依靠廉價勞動力來獲得它的競爭優勢,應該從他們自我的創立和管自我的管理上面出發去提高競爭條件。」

對於政府的角色,陳劍認為「作為職能部門,應該加強對企業的監管以及對他們(企業)的勞動條件和工人權益的保障,我們的工會組織和勞動部門應該對他們(企業)加強一些監督,一些安監部門應該對他們(企業)無視工人權益的做法進行糾正。」

一場22年前的大火,燒死了84名工人,如果這場大火該有點什麽意義的話,應當如陳劍所說的:

「我的心願是社會能夠從這個事件中吸取血的教訓,杜絕類似的事故再次發生。」

 

原刊於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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