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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性 ‧ 教慾 2】站在教育最前線 中學「基層小薯」的掙扎

2019/1/18 — 21:24

阮文略

阮文略

走進學校教員室,阮文略眼前是一片凌亂的書桌,尚待批改的功課試卷堆積如山。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是區內名校,學生的公開試成績一向有口碑。在這裡任教生物科的阮Sir看起來很年輕,總是可以和學生打成一片。

和很多中學教師一樣,阮Sir總是要身兼多職,擔起各類行政工作及課外活動。除了教生物科,他還是學校生物學會的負責老師,要安排學生參加校外科學比賽。有寫作背景的他又要舉辦寫作活動,並且推廣校內每日閱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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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是學校的「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顧名思義要負責統籌校內的性教育課程。作為老師,他希望向學生提供最適切的性教育。但在教育局官方制度、學校架構、工作量等種種掣肘之下,他實際上可以做到多少?

以下是一名教育界「基層小薯」,在性教育前線拉鋸、掙扎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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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校外機構教性知識

何傳耀中學的放學鐘聲響起,一班男同學立即衝出教室,走到操場上打籃球。他們發現文質彬彬的阮Sir站立在操場一角讓記者拍照,立即鬼馬地上前起哄:「阮Sir好型喎!」阮Sir回了幾句嘴,師生下課後的交流就如好朋友般。

在教員休息室內,阮Sir開始向記者解釋這間中學的性教育課程。

何傳耀中學十分強調所謂的「生命教育」。學校每兩個循環周,就會安排學生上一次生命教育課,內容包括德育、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生涯規劃等範疇。這些生命教育課通常都是邀請校外的機構嘉賓來演講,又或是舉辦不同的活動工作坊,每次通常長約1.5小時。

這些生命教育課當中,每年通常都會有約兩、三節是有關性教育的講座。學校找來不同的校外機構,向學生灌輸性教育知識。

而阮Sir作為「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就是負責每年為學生物色合適的性教育機構。他形容學校各科目甚少刻意強調性教育。換言之學校性教育,很大程度依賴這些「生命教育」講座,由校外機構向同學灌輸性知識。

在香港,提供到校性教育的機構多如恆河細沙。由立場偏向保守、有宗教背景的明光社,到經常參與同志平權活動的性教育機構「糖不甩」,以至官方的衞生署,都有提供性教育服務,而各機構的立場、背景各異,課程內容的差別亦可想而之。

作為負責老師,阮Sir是按照怎樣的準則選擇合適的機構?

性教育散落各科 指引悄然下架

阮Sir向記者遞來一份校內的生命教育課程指引,當中列明每級學生的學習目標。就性教育而言,這份指引內容極其空泛,簡單幾句「認識兩性相處的問題及技巧」、「正確了解性、愛、家庭與婚姻的意義」,就概括了學生一整年要學習的性教育內容。

到底教不教安全性行為?教不教避孕方法?教不教性別平等?可不可以提及同性戀?應該找保守還是進步的機構授課?這些空泛指引完全沒有提及。

在校內文件欠缺細節之下,官方教育局又有沒有向阮Sir這類教師提供指引呢?

翻查資料,1997年教育署(即現時的教育局)曾發出一份沒有約束力的《中學性教育指引》。這份長達75頁的文件,詳細列出香港學校性教育的原則、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不過近年有不少輿論質疑,這份有超過20年歷史的指引已經不合時宜。

2018年2月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不少議員都對這份《97指引》表示不滿。當時人民力量陳志全就批評指引存有不少問題,例如是將變性,與偷窺、易服、露體同列為「異常行為」,認為指引內容偏頗。

當時出席委員會的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就指,這份《97指引》只是「歷史」,如今性教育是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與其他的學科有機結合,再沒有為性教育獨立作指引。在數月後,有傳媒更發現《97指引》已經靜悄悄地下架

教育局在回覆《立場新聞》查詢時,亦解釋1997年的《指引》已不是學校的指導文件,「甚至不在教育局的網頁,亦沒有所謂更新或修訂該指引」。局方重申性教育是價值觀教育的一部分,而非一科獨立的科目,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已納入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以及相關科目的課程,如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課程和科學科。

換言之,香港教育局目前已經沒有一份整全的性教育指引,供前線老師去參考。如果要整合香港性教育散落各科後的具體細節,教育局就叫學校參考「課程發展」網頁,要教師在密麻麻的各科學習領域、教學文件中尋找線索。

阮Sir:不知道指引下架 只能閉門造車

被記者問到有否看過當年的《97指引》,又或是教育局所稱已納入性教育元素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阮Sir頓時面有難色。他坦言或許在很久以前讀過這些文件,但難以記起當中的細節。

他表示在現今香港教育制度之下,確保家長不投訴才是硬指標,有否跟隨指引根本無人理會:「很坦白說,香港教育制度,沒有家長投訴,老師沒有意見,學生正正常常,上課下課回家打機,這就是正常狀態。正常狀態,沒事發生,你是否跟指引,根本沒有人知道、沒有人理。」

當記者談到《指引》已悄然下架時,他更坦言對此毫不知情:「學校收到的消息很被動,我幾乎不知道你說的,性教育指引上架、下架 …… 我們前線老師很難主動知道。」

「我自問也關注性教育,亦很希望帶給學生這方面的知識,但其實我沒有辦法知道(指引下架)…… 我不會每日有空上網(檢查指引),新聞無講,亦無特別信件 …… 我收不到清晰指引,需要注意這部分,所以我們繼續閉門造車。」

「這是很不幸的。」阮Sir嘆道。

選擇機構由老師主導 曾邀同志組織到校

在缺乏清晰指引的情況之下,中學教師很大程度是按照自己的個人價值觀,選擇機構到校授課。

以阮Sir為例,他自言在選擇機構時感到很「自由」。在大學修讀過有關性別課程的他,明顯偏向邀請較為開明的機構到校講課,例如是「糖不甩」這類較為進步的機構。去年甚至邀請了本地同志組織「香港彩虹」到校,與中三、中四的學生分享。他強調並非要向學生推廣同志平權理念,而是希望學生明白平等、尊重別人價值、反歧視等概念。

相反,他對立場保守的機構會避之則吉:「某些團體我們有少少避諱,覺得他們的價值觀未知適合當代一般青少年,只會對牛彈琴,意義不大 …… 某些有強烈宗教背景,強烈右翼保守的團體,我會比較小心處理。」

正如阮Sir形容,學校選擇性教育機構時往往是「老師主導」。因此可以想象,如果一位立場保守的老師負責統籌性教育,就很可能會選擇立場偏向保守的組織,反之亦然。

「基層小薯」難統籌各科性教育

「基層小薯」這個稱謂,是阮Sir的自嘲。因為雖然他擁有「sex education coordinator」的職位,但頭銜卻與權力不對等,前線教師作為「統籌者」,實質影響力原來相當有限。

對於政府強調現行性教育納入不同科目,阮Sir卻表示自己其實無權參與其他科目的課程安排,亦無權要求其他學科加強性教育元素,「我想其他科目很少刻意強調性教育,要想課程怎樣安排,他們有自己的打算。這就是政府現在所說的,分散了,每個自己去做、各自為政。」

他亦坦言依賴校外嘉賓教授性教育,每年的變數很大,期望可以有標准化的性教育課程框架,令校內老師都可以跟著教材教導性教育,再加上校外嘉賓分享以達致相輔相承的效果。

阮文略

阮文略

有老師憂支援性小眾學生惹後果

阮文略可以邀請開明的機構教性教育,過程中亦未見太大阻力,他的學生或已算是較為幸運的一群。

一些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對性的立場更偏向保守。就連前線教師要為性小眾學生提供輔導,亦面對種種困難。很多時候,這些輔導工作只能暗地裡進行,以避開學校高層的耳目。

郭勤是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的助理教授,近年都在集中研究性別及性教育議題。在過去的研究過程中,她發現部分老師明明判斷到校內有性小眾學生,但卻礙於辦學團體的宗教理念,令他們不敢公開地向學生提供支援:「他可以私底下支援,但要他公開地支援,就感覺到有壓力。壓力來自辦學團體的宗教理念,他很擔心自己如果公開支援的話,會面對一些不安全的後果,可能是老師在工作上被人騷擾,或是工作上要負上其他後果……」

因此教師們只能暗地向學生提供輔導工作,例如是轉介他們去青少年同志支援小組,「他明白學生的需要,也知道要怎樣支援,但他不夠膽公開支援。所以他們會轉介個案,或是聯絡社區內的服務」。

調查指教師太忙、欠支援 礙推動性教育

除了來自學校宗教理念的壓力之外,沉重的工作量亦令到教師無暇關顧性教育。政府在2012至13年曾進行調查,在134間受訪學校中,只有約六成有透過學習活動或課程提及「如何預防愛滋病」。

調查顯示,為數不少的學校在提供愛滋病或性教育時面對障礙,52%認為學校太忙和沒有時間;50%認為愛滋病教育屬低優先次序;25%視性教育屬低優先次序。

教師本身對性教育的認知不足,同樣阻礙性教育的推動。同一調查指,只有約三分二學校教師曾接受有關愛滋病、性或生活技能教育的培訓。74%學校指教師未有足夠準備進行愛滋病或性教育。香港青年協會於 2015 年亦有進行類似調查,在 582 名中小學教師當中,64%認為在學校推行性教育時缺乏教材或支援。

「其實老師的工作量很重,他們要處理的學生問題,除了LGBT議題之外,還有其他議題,例如精神健康、特殊教育、學生自殺、精神健康危機、學生特殊學習需要、課室管理……老師培訓有很多議題,性教育是其中一個議題,這議題是否他們優先處理的議題?」

「我們訪問的教師也這樣說:我們很想讀,但我們還有更急切的議題要讀,或是校長覺得更加急切的議題要去處理,性教育就不是最急切的。」郭勤解釋道。

郭勤(左二)與性教育通識課程的教學團隊,在2018年安排一班準教師出席同志活動「一點粉紅」,與性小眾社群接觸。(受訪者提供)

郭勤(左二)與性教育通識課程的教學團隊,在2018年安排一班準教師出席同志活動「一點粉紅」,與性小眾社群接觸。(受訪者提供)

郭勤:安排接觸LGBT社群 改變老師性觀念

有見及此,郭勤一直推動教師的性教育培訓工作。她透露,其學系每年向數百名教師提供職前或在職培訓,除了講課之外也會邀請LGBT及其他小眾社群與準教師對話,甚至安排教師和準教師參加國際不再恐同日、一點粉紅、性文化節等社群活動。她相信透過親身接觸,方能改變老師的性觀念,並將這些理念帶回學校,推動學校的政策改變。

雖然外界對1997年《中學性教育指引》有不少批評,但郭勤就認為這份已下架的文件其實制定得很好,問題只是在於學校沒有按指指引辦事:「以前學校做貞潔性教育,違反了這些原則,但都沒有後果。」

例如《指引》當中提及的原則,列明「性並不是罪孽或邪惡的事,而是非常自然的、令人感到滿足的生活經驗,是人類關係中高層次的愛的表現」。郭勤對此非常讚賞,自己每一次向教師提供性教育培訓,亦會引用此原則。

她認為性教育可分為道德、健康、人權三個層面理解。而香港的教育往往集中於首兩個層面,例如貞潔性教育、身體成長、安全性行為等,卻缺乏人權導向的性教育,「聯合國現在推動全面性的性教育,當中人權主導性教育是很重要的,但在性教育推行過程中,全世界都在面對這樣的處境,不只是香港,都會有宗教團體反對全面性的性教育,可能會偏向更多的禁慾,道德、貞潔主導的性教育」。

「我覺得這三樣都要做齊,才算是全面性的性教育。」

她亦促請政府推動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相信法例能帶動實質政策改變。身為社工的她舉例指,2010年家暴條例將同性同居者納入保障範圍,社會福利署立即開會、舉辦培訓,東華三院「同一線」等專門協助性小眾的服務亦相應成立。

「在社會的限制、學校的限制、社會服務的限制之下,社工、老師、家長可以很有創意地支援學生,但都比不上一個條例的影響。」郭勤總結道。


文: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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