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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言是如此迫切又重要(下)

2015/10/22 — 10:18

為完成《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在德里藏人定居點採訪的唐丹鴻和桑傑嘉。

為完成《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在德里藏人定居點採訪的唐丹鴻和桑傑嘉。

在《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這本書中出現的十一位口述者,除一位女性當時在逃亡中身為反抗戰士的妻子與女兒,其他都是男性,都是當年投身反抗的戰士。其中,口述者夏克.頓雲令我難忘。因為他不但與我父親同鄉、同齡——都是康區德格人,都生於1937年——更因為我見到他的照片時很驚訝,他與我父親長相很像。我反复讀了幾遍他的口述。夏克.頓云作為德格公主的非婚生子,十三歲第一次去德格城裡的德格王宮時,我十三歲的父親參加中共軍隊離開德格,隨軍開拔昌都;夏克.頓雲十八歲攜父母和妻子逃離家鄉德格,以朝聖為名抵達拉薩,我父親也在拉薩,大概當了解放軍少尉;而夏克.頓云作為CIA培訓的“四水六崗護教軍”骨幹,帶領七人小組空降西藏境內組織和培訓抵抗之時,我父親是西藏軍區聯絡部群工處的上尉軍官,如果他們當時狹路相遇,同齡、同鄉且又容貌相似,卻是敵對雙方,必須相互為敵,這會是多麼不可思議的場景實在悲哀,無法想像會有怎樣的心靈衝撞,卻又必須自相殘殺。

另一位口述者,老噶倫居欽.圖登朗傑,他也是德格人。他其實是我表姑的親戚,而我表姑是我父親的表妹。而居欽.圖登朗傑是我表姑的父親那邊的親戚,與我父親好像沒有親戚關係。然而這一點,我從來就沒有弄清楚過,多年前我問過我當時在世的父親,但他不願意多說,我也就不甚了了。然而到底有沒有親戚關係並不重要,我想說的是,讀居欽.圖登朗傑的口述,尤覺感受複雜。從年齡講,他比我父親年長六歲。從經歷看,他脫下袈裟,成為反抗戰士,離開德格去往拉薩及其他藏地戰鬥時,我父親作為解放軍的一名軍官,實際上也在拉薩或其他藏地,雖然他沒有上過戰場而是當翻譯或做文職工作,但他們相互之間已然是彼此為敵的關係。

我還注意到居欽.圖登朗傑講述1955年底,德格開始搞所謂的“民主改革”,天天開批斗大會,詆毀宗教信仰,他被德格王室派到拉薩,請求噶廈政府支援武器。但他抵達拉薩時發現:“在布達拉宮和大小昭寺都供有有上千盞酥油燈,而那些貴族官員們正在大興土木蓋房子,到處都有打夯的歌聲。……貴族官員們大做買賣,蓋新房子,唱歌跳舞,一片歌舞昇平。”這讓我想起藏學家茨仁夏加在《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一書中所描述的,當中共軍隊進入拉薩,為“爭取愛國上層階級”,用專為西藏重新製造的“袁大頭”銀元極其慷慨地購置所需東西,拉薩不少大貴族和商人見錢眼開,“認為這是一個大撈一票的好機會”,欣欣然又是賣自家大屋,又是賣土地,又是賣存糧,又是賣羊毛,並且很快樂地參加解放軍舉辦的豪華宴會、交誼舞會,每個月讓僕人用馬馱回裝滿口袋的大洋,這樣的甜蜜時光實在令人作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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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Elliot Sperling)在2012年秋天撰文《死亡統計》(The Body Count)。我在我的博客轉載中文譯文時,推介說這是“一篇相當重要的文章。對於歷史;對於圖伯特(西藏);也對於中國。當然,更對於人性(這話尤其要對某些刻意罔顧事實、被大屠殺兇手改變人性的所謂學者大聲強調)。”

這篇文章寫道:“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圖伯特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極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層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為了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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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伯嶺先生​​之所以撰文,是因為幾張拍攝於該年5月的照片,記錄了在康囊謙(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囊謙縣)發現的亂葬坑:白骨成堆,怵目驚心。當地藏人揭露是在1958年被屠殺的僧俗人士的遺骸。於是,過往的一切用這樣的亂葬坑發出自己的吶喊,過往的一切不會在乎中國政府是否感覺難堪。而不止一處的亂葬坑,佐證了《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的見證意義。

史伯嶺先生​​指出:“被查禁的大屠殺歷史還會通過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國當局強行設置的障礙與緘默。”為此列舉的事例,包括1982年的中國第一份人口調查數據圖,“在整個圖伯特高原普遍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實上,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鬥爭。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圖伯特高原是范圍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現為紅色的區域,在這個地區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而玉樹地區正處在這片紅色區域……”《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中就有兩位藏人是這片紅色區域的餘生者。

史伯嶺先生​​還說,“歸根到底,中國方面掌握的檔案記錄必須公諸於眾。若想了解發生在圖伯特的恐怖和殘暴行徑,僅僅通過直接的個人記述和其他渠道的間接資料是不足夠的。”但在今天,當局的檔案記錄依然封存於黑幕背後,餘生​​者的口述及更多的見證文學尤其迫切而重要。正如屬於康理塘的熱珠阿旺老人所說:“共產中國人沒有信仰,逼迫藏人摧毀寺院。以頭人、活佛、僧人剝削人民為名,屠殺頭人、活佛和僧人。他們動用國家軍隊對康和安多的藏人進行鎮壓。國家軍隊有槍砲、飛機、炸彈等,而我們除了私人買的槍支外,沒有別的武器。他們對這樣的民眾進行無情的屠殺,這件事我們藏人會一代又一代講述下去,永遠不會忘記。直到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也不會忘記。”

我和唐丹鴻,最早結識於她在成都開的卡夫卡書店。她是個典型的成都美人。她的書店開在當時的古樸巷子,而今的仿古景點。我被書店裡的西藏專櫃吸引,而她就走到了我面前。這之後,是長達二十年的友誼日益深厚。而今,她在遙遠的以色列特拉維夫,我在中國帝都,我們已經十一年未見面了。

我和唐丹鴻,我們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寫詩熱情與天賦。而她拍的紀錄片很寶貴,記錄了楚布寺的天葬與法會、少年噶瑪巴仁波切的風采,還有康扎西卡(今稱石渠縣)的生態與民俗。她多次來拉薩,有時與我住在一起,我們去寺院朝佛,我們到處遊逛,吃川菜或藏餐。

我倆的相似之處,不僅在於年齡,寫詩,文藝;不僅在於都說四川話;不僅在於對西藏深切的愛,而我的愛因為來自骨血更多親密——正如丹鴻在郵件中對我說:“他們是你所愛的鄉親,也是因神秘的因緣而為我所愛的人們……”;更在於我們都懷有深深的恥感:她的恥感,緣於她是漢人;我的恥感,緣於我有四分之一的漢人血統,緣於我的解放軍父親。因為恥感,我們心靈不安,甚至感到羞恥和罪惡;因為恥感,我們希望以寫作者的身份來補過甚至贖罪,也為此,丹鴻在2008年3月的西藏抗暴事件爆發之後,寫了《西藏:她的痛楚,我的恥辱》等文章,其中這樣寫道:“18年前,在我第一次踏上西藏的土地之前,我不能想像我將對那裡,對那裡的人,抱有越來越深的、無以排解的歉意;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將因與她相遇而蒙獲終身享用不盡的恩澤;我也不知道在蒙獲她的撫慰與悲憫的同時,一種與我個人毫無關係,而是與藏人、漢人兩個民族有關的痛苦,將在我這個個體的生命中彌散綿延……”

正因為恥感,丹鴻和我都共同走上了見證文學之路。我們希望破除的是,包括了國家與國家主義者、強權與強權授權的殖民者的“除憶詛咒”。罪惡存在過,而且還在不斷累積,正如苦難存在過,而且也在不斷累積。而這所有的一切,並不是不曾存在過,更不是“除憶詛咒”就能夠銷毀或塗改。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寫的非人(unperson),是被肉體消滅且似乎從未存在過的人;而《翻身亂世:流亡藏人口述錄》中,十一位流亡藏人所講述的無數被屠殺的藏人,肉體在當時被消滅,曾有過的存在也被消失在有形或無形的無數亂葬坑中,就像是他們(她們)從來沒有存在過。然而,證言終究讓同胞的存在不被消滅。

最後要提到桑傑嘉,他老家在安多,七十年代生人,注定是新一代的流亡藏人,先是從境內藏地流亡至達蘭薩拉,而今旅居歐洲,雖然我們未曾謀面,但也友情深厚,在此我要感謝他多次幫我翻譯藏文文章。

2015年8月,北京

(本文為自由亞洲特約評論,相關內容由自由亞洲電台藏語專題節目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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