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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戰爭罪行、監警會

2019/6/21 — 10:34

反送中 6.12佔領中的持槍警察

反送中 6.12佔領中的持槍警察

【文/無名】

引言:示威者將來再受重傷已屬意料之中

市民普遍認爲,警員用過分武力執法,最錯之處在於他們埋沒自己良知。這立場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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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警察已非「執法」。從盧偉聰改口得知,絕大部份示威者皆和平示威,參加暴動者僅 5 人,卻將逾 150 枚催淚彈、布袋子彈等不加區分地 (indiscriminatively) 襲擊市民及記者。中信大廈外數百名和平的市民更被夾擊險死。此中毫無執法之法理可言。
  2. 警察日趨殘忍,最錯在於警務署署長失責,以及相關制度與人物的包庇。將來如有警員在生命未受威脅情形下嚴重傷害示威者,屬意料之中(6 月 12 日幾近如此)。詳見下文。

戰爭罪行與殘暴生成處境

聯合國在 2 月 28 日發表報告稱,去年以色列軍在加薩地區,射殺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涉嫌犯下反人類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或戰爭罪 (war crimes) 。 6 月 12 日,香港警隊對和平市民的武力鎮壓,可能已觸犯上述罪行(理由之一,見上節第一點),正待市民及專家向聯合國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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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香港警員何以日趨殘忍,可參考美國權威精神病學家 Robert Jay Lifton 的研究。他最重要的研究包括中共洗腦及虐待、納粹黨醫生參加屠殺、越戰中美軍濫殺平民 [1]

Lifton 在美國學界聲譽甚隆但爲人低調。筆者參考其研究,列舉數點供讀者參考:

雙面人:「爲何警察失去人性?」據 Lifton 研究,參與暴行者可以是「雙面人」(Lifton 稱此現象為「雙面 (doubling) 」)。例如加入納粹黨的醫生平時照顧病人,回家是好父親、好丈夫,但在集中營 (Auschwitz) 則主理以毒氣殺死猶太人。偶爾他們受良知責備,但在環境和同僚支持下繼續「做好份工」,做雙面人 [2] 。部分香港警察可能已是雙面人卻不自知。

殘暴生成處境:越戰時,一些年輕美軍毫無殺戮經驗,但在美萊村屠殺 (My Lai Massacre) 中對男女老幼大肆殺戮,更有軍人輪姦女性和肢解屍體。 Lifton 指出,這些美軍在本性上實與一般人無異 (no better or worse than you or I) ,但在特定環境——殘暴生成處境 (atrocity-producing situations)——底下,變徹底兇殘 [3] 。根據 Lifton,這些處境包括:

  • 配備武裝的人,被鼓勵或指令可一對所有在場人士施加暴力(如盧偉聰曾指,所有在示威場的人可能要後悔終生,得此指令,警察即無需再按法律剋制武力)。
  • 敵人與平民難以區分,一律可視之為敵人(如盧偉聰與前綫警員,極少區分暴力示威者與其他和平市民,對他們任意襲擊)。
  • 配備武裝的人情緒受極大困擾,例如有同袍被敵方襲擊受重傷或身亡,遂失去心智而進行殺戮——這是筆者最擔心會在香港發生的事情之一。
  • 據上述三點,香港示威者的處境可以極爲危險。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人士,理應在適當情況下提出嚴正質疑:在場警員是否具備健全心智去執行職務。問題早已不在於工作壓力,而是警員有沒有健全心智去執行工作。

監警會、民間監警會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自 2009 年 6 月成立,每年均收到數千宗投訴。然而, 9 年來只有 1 名警員受刑事檢控。至於濫用武力指控,由 2011/12 至 2017/18 年度,逾 2,000 項投訴,最後僅 2 項指控被指屬實,成功率約 0.09% 。就此,分析如下:

  1. 監警會恐怕已完全失效,於是警察的暴力在監察體制内得到最大程度庇護。再考慮到上文對「雙面人」和殘暴生成處境的分析,情況令人十分憂慮。
  2. 除監警會外,建制派成員普遍反對另設獨立組織監察警察,而特首、保安局局長等均習以爲常地為警員所涉暴力解話。由於包庇,警察很可能在將來更放心地使用多於必要的武力,升級的鎮壓加上升級的抵抗,難免流血。
  3. 爲市民安全與警員自身安全,應設民間監警會,有系統地收集警員行動之片段、圖片、市民證言、環境證據等,並與國際媒體密切聯系,把監察的規模盡量提升至國際層面。

仍有人性

最後,略談人性善良一面。雖説部分警員可能已是雙面人,會對無辜的人下狠手。然而,雙面人的意思是指他(她)仍保有善意的一面。不少示威者已發現,唱聖詩能令有效減低在場警員(和示威者)的敵意和暴躁。筆者雖沒宗教信仰,但覺得這現象完全可以理解,因爲詩歌、生日歌、Snoopy 公仔、孫悟空、比達 cosplay 等東西的出現,能令在場者忽爾明瞭:彼此都是人類,曾是兒童,何必互相廝殺 [4]

參考:

  1.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1); Home from the War: Vietnam Veterans—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Simon & Schuster, 1973);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Basic Books, 1986). Lifton 在 1960 年代曾居於香港,研究被洗腦的中國人。
  2.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Chaps. 19–20.
  3. Robert Jay Lifton, “Conditions of Atrocity,” Nation 278, no. 21 (31 May 2004): 4–5.
  4. 可參考:Raimond Gaita, A Common Humanity (Routledge, 2006), 2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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