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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犬儒的希望教育

2016/5/27 — 6:46

教育局長吳克儉的言論,常引起社會爭議。(香港電台節目《星期五主場》截圖)

教育局長吳克儉的言論,常引起社會爭議。(香港電台節目《星期五主場》截圖)

【文:思行(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教育局長吳克儉的言論,常引起社會爭議。

2014年秋天,香港發生了一場大型的不合作運動,香港人要求能夠自行決定香港的命運。啟動這「命運自主」的年代,觸發點很大程度是由9月28日當時數位學生闖進公民廣場而開始。而在這件事之前,則有大學生和中學生的「罷課不罷學」行動。加上數年前,國民教育的爭議,也是由學生團體喚醒了大眾的關注。可以說,近年來,學生在社會事務中的角色越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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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此同時,學生在我城仍然受到社會的種種批評和非議。參與運動的學生固然遭受保守人士和政權的猛烈抨擊,而一般學生亦須承受着教育制度,乃至整個經濟制度,社會結構所帶來的壓力。正如本地學者許寶強先生的新作《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中指出,「要移除這些阻礙學習的因素,需要政治、 經濟的改革,這亦是學生發起罷課、爭取真普選的目標,因為假的普選將令政治權力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最終將導致更多人喪失公平學習的機會。」1 由此可見,教育制度的好壞並非只取決於教育範疇,而是與其他的社會文化制度息息相關。

許寶強引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話:「學習的意思是指:當重要之物趨近,你必須盡力作出回應。」2換言之,學習是以開放的態度,聆聽外界的事物,並作出適當的回應。但是,在香港壓力如此大的城市中,學生早已被沉重的課業內容,過多的期望與管制所束縛。學生在學校中更多的反應其實是「沒有反應」,也就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所言的「缺學無思」(thoughtless)。而在教改下,教師也在一片缺乏清晰目標、行動方針的教育綱領下模索而行。要理解這一切,就得梳理主導香港教育和文化發展的政治和社會條件,看看不同的力量如何制肘教育的發展。這正是許寶強在書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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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追溯歷史,指出香港教育面對體制中的殖民慣性,教育政策一向偏向務實,甚至犬儒 。這種務實與犬儒的交錯,使得政府官員、教師和學生都無心於教育及學習的工作上。對學生來說,苦悶、恐懼的情感可能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而政策構思者卻沒有注視這些部分,反而把焦點放在無意義的儀式化中,如推廣「7個學習宗旨、8大學習領域、9種共通能力、多樣的價值觀和態度和5種基要的學習經歷」3如此,學生和教師的精力都被虛耗在不同的事情中,就像齊澤克(Slavoj Zizek)在解釋犬儒主義所言:『他們知道,他們實際上只是跟隨一種虛幻,但仍然,他們正在這樣做。」4

在書中,作者在剖析教育工作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後,沒有給予一個清晰的答案教導我們如何面對。反而,作者從這裡引出批判教育學(critical pedagogy)的視野。巴西批判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 )認為教育不是要求學生重複既有的答案和知識去回答問題(answering questions),而是要鼓勵同學質疑及超越舊有的答案(questioning answers),並從行動中學習。如此的教育,弗雷勒稱為「希望教育學」(pedagogy of hope),一種能夠以人為本,帶給老師和學生希望的教育。5在筆者眼中,許寶強的願境,也是如此。

香港的教育問題和困境千頭萬緒。然而,在老師和同學對社會變化越來越有感觸的情況下,我們亦應該期望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教育的到來。我們應該如此,我們值得如此。

 

註1:許寶強:《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前言,p.6。

註2: Heidegger, Martin. (1976):What is called thinking?

註3: 同註1,46頁。

註4: Zizek, Slavoj.(1989):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n.

註5: 參看Freire, Paulo(200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原刊於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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