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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型知識份子與香港的相關性

2015/5/28 — 12:59

去年學生罷課,學生於中大上課。攝:朝雲

去年學生罷課,學生於中大上課。攝:朝雲

【文:曾瑞明,八十後,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五月四日,筆者在香港中文大學書店經典讀書會「Henry Giroux《教師作為知識份子》-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和梁卓恒博士討論美國學者Henry Giroux的《教師作為知識份子》一書。有幾點想和同工分享,相信有助我們把握「轉化型知識份子」一概念與香港的相關性。

重新思考教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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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權威,包括特首、校長、cert edu的 老師告訴我們何謂教師。身份的建構當然離不開權力的施加。權力告訴我們教師應該政治中立,教師應該做好份內事,教師應該幫學生「考好個試」,教師應該很忙……身份塑造教師的行為,影響學生,決定下一代。香港的教師,如果不願只跟權力合謀,保持自己的反思性,批判教育學學者吉魯(Henry Giroux)在《教師作為知識份子》(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一書探討教師扮演什麼角色便很有參考價值了。

教師在社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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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教師是什麼的問題,就不能不檢視學校在社會的位置。學校只是社會的再複製?學校只是一個職業培訓所?很難說學校只有單一功用,但是,我們的社會卻刻意淡化學校的政治角色。政治不一定代表某一政見的灌輸,而是在權力運用的交互網中無可避免的一個場域。學校和老師說自己不談政治,其實只是讓權力直接施用權力。只有教師有意識地明白自己身處的政治位置,才能作有意義的政治行動,也是掌管自己和下一代命運的行動——這也是倫理責任。所以,吉魯指出學校作為公共場域就值得所有重視公民教育的老師考慮。

教師與學生的關係

教師在課室一直被迫/自願扮演高高在上的角色,雨傘運動則強調學生的自發自主。無論如何,師生在政治場域都是被分隔的。吉魯指出教師和學生同樣都需要被教育去對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壓迫抗爭,不只是教學上的抗爭,更是政治和社會的抗爭。大家有共同目標,就是去讓我們的社會變得真正民主。這點就暴露了教師中立論的問題︰在中立論的框框下,老師永不能和學生一起追求善和美,不可有共同目標。但這不見得有什麼道理,也不是可欲的師生關係。

希望的語言

一個慎思明辨的人對權力作批判和分析,固然是必要的。但是批判到最後一些人的結論卻是什麼都不用做,因為做什麼都沒用了。這種犬儒的態度源於欠缺吉魯強調的「希望的語言」(language of hope)。希望的語言表示我們意識到自己能作改變,願意改變,而不為所謂「現實」壓倒。在刻下要麼亢奮,要麼絕望的氛圍中,吉魯強調希望的語言,改變的可能,似乎很切合我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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