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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考古發現,徹底改寫了中國歷史

2015/11/10 — 19:21

構成強烈對比的,是留在中國大陸的一群人。他們有他們的悲哀,最大的悲哀在於必須服膺「馬克思主義史學」,除了黨所認定的「唯物史觀」外,別無其他研究歷史、寫歷史的方法。

這套史學號稱「科學」,延續了之前的「社會史論戰」,最關心社會史分期的規律要如何運用在中國歷史上,什麼時候是奴隸制時代?什麼時代是封建時代?那中國的資本主義階段呢?
「解放」之後,史學界另外一件大事,是用「人民的立場」,將中國歷史全部改寫一次。過去從「統治者立場」講的「反」、「亂」,全都要改稱「農民起義」。所以黃巢是「起義」,張獻忠是「起義」,李自成也是「起義」,全都是「起義」。然後要講究每一個時代每一個人的階級成分,例如說不能再講明太祖朱元璋打敗陳友諒,統一了長江流域,要說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朱元璋,和流氓無產階級的陳友諒在長江流域的農奴制度下結合了,後來又因階級矛盾而衝突分裂。二三十年間,中國歷史研究的重點在這上面。到了文革十年,甚至連這樣的史學都沒有了,知識份子下鄉的下鄉、進牛棚的進牛棚,向工農學習,還讀什麼書,寫什麼歷史?

同樣出生於一九一0年前後的胡厚宣和夏鼐,有著很不一樣的遭遇。曾經參與安陽殷墟挖掘的胡厚宣,「解放」之後在考古上沒有什麼發揮的餘地,在郭沫若的庇護下,數十年埋首於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夏鼐來不及趕上殷墟考古,「解放」後很長一段時間無所表現,還好他活得夠久,活過了文革,文革後成了「新中國考古學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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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後,中國終於開始建設,開始大量進行現代化的公共工程。現代工程一定要挖地基,一往下挖,不小心就挖到古代的東西。突然之間,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忙起來了,每個人都派出去都還不夠用,全都在做「搶救考古」,在有限的時間中,將古物挖出來,做基本的紀錄,然後就撤隊,將工地還給施工單位,同時趕到下一個工地再去「搶救」。中央的考古人員不夠,後來就各省陸續成立自己的文物隊、考古隊。

這些「搶救考古」的成績,在很短的時間內,補充了中國從新石器到銅器時代的資料,讓原本「解放」之前還很粗糙的歷史內容,有了複雜的新認識。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考古學整理出的系譜,有舊石器時代的「北京人」和「山頂洞人」,然而「北京人」和「山頂洞人」之間年代相差四、五十萬年,中間的空隙無從彌補。新石器方面,確認的「彩陶文化」與「黑陶文化」,但是單純將這兩種文化看成是時間上相接續的,彩陶在前、黑陶在後,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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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新考古發現,讓這樣的解釋架構愈來愈難應對。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都有不同地區的幾個系統,而且都有各自的早中晚期。不再能單純視為前後兩個階段,時間上有重疊,地區上也有差異。

「解放」之前,中國考古界的共識是新石器時代文化在中國本土產生的,然而當時安特生就舉了馬家窯文化為例,主張製陶的技術其實是從西方傳來的,因為在西北甘肅的馬家窯,出土的彩陶,在彩繪和燒製技術上,都高於同時期的河南仰韶。

「解放」之後,出現了更多新石器遺址,它們的地區分布與風格技術分期更複雜了,到底哪裡是先影響傳流到哪裡,更加難以認定了。

更麻煩的還有長江流域的考古發現。河姆渡文化在大約與仰韶同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種植稻米的遺跡,還有了「腳樓」的建築形式。這都是仰韶沒有出現過的,絕對不可能是從仰韶傳過去的。在河姆渡文化旁邊的太湖區,接下來又挖出了良渚文化,出土了大批良渚玉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曾經出土過那麼多、那麼早、又那麼精美的玉器。

還有一個也足以改寫新石器時代歷史的遺址是西安半坡。西安半坡的難得之處在那是一個完整的居住遺址,整個村子保留在遺址裡。考古上通常最容易挖到的,一是垃圾堆,一是墓葬,因為只有這兩種地方最有可能留在土層裡。居住區因為會不斷反覆使用,後來使用就改變、抹去了前面居住的痕跡。西安半坡出土,讓我們可以進行古代社會組織的細部研究。西安半坡的社會組織已經非常複雜了,所以也就引發了一連串問題: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的社會組織?發展到這麼複雜的社會組織,前面應該會有的歷程是什麼?

接著,又因為蘇秉琦對紅山文化的解釋,掀起了熱烈的辯論。紅山文化在今天的遼寧、熱河一帶,是一般認定的中國邊界地帶,不屬於核心區域,可是紅山文化在工藝技術、石器技術跟陶器技術上,卻遠遠領先河南仰韶文化。紅山文化還發現了大批明確的宗教祭典遺址,也異於仰韶的文化特色。

還有,在各地考古遺址發現大量的城牆遺址,絕大部分是夯土牆基。什麼是夯土?將泥土聚積在兩邊固定夾好的設施中,反覆將泥土打實,叫做夯土。還有宮殿遺址也是站在夯土地基上的。要夯出龐大的宮殿和城牆基礎,必定得動員大量人力,也就告訴了我們那個社會的組織型態,尤其是統治型態,不會太簡單。

這些考古發現,徹底改寫了中國歷史。

 

原刊於作者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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