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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的權利

2017/3/31 — 20:51

【文:曾偉強】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云:「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然而,人卻諱死貪生,迷信科技,抗拒死亡。但卻原來,在現代醫療、法律、科技、道德等等枷鎖下,人類的死亡,不再自然,反而變成了莫大的悲哀。正如瓊瑤所言,「『有救就要救』的觀念,也是延長生命痛苦的主要原因!」

瓊瑤今年(二○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在「面書」發表《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的公開信,叮囑兒子和兒媳,「千萬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給困惑住!」成為她自然死亡的最大阻力。瓊瑤在信中指出,「生命中,什麼意外變化曲折都有,只有『死亡』這項,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也是必然會來到的。……(死亡)是當你出生時,就已經註定的事!那麼……我們能不能用正能量的方式,來面對死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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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傳統思想中的「五福臨門」,源自《書經‧洪範》。「五福」指的是「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其中「考終命」,也就是指「能得善終,安祥離世」。其實,自然死亡的觀念,對於中華人來說,從不陌生。《莊子‧齊物論》有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這不正是順時而生,應時而死,善始善終的生死觀嗎?然而,今天「自然死亡的最大阻力」,除了親情,還有法律。

在剛過去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溫州醫科大學原校長瞿佳,便建議「加快推進中國安樂死合法化」。原來瞿佳曾做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普通公眾贊成安樂死。同時,七成五以上普通公眾支持安樂死合法化,而醫務人員對安樂死及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更超過九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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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爭議問題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趙秉志主編)更指出,打從一九九二年起,在每年的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上,提案組每年都會收到有關安樂死的提案。其實,早在一九八七年,王群等三十二名全國人大代表,便提出議案,建議制定《安樂死條例》。翌年的第七屆全國人大會議,王群等三十三名代表,亦繼續提出施行《安樂死並制定暫行辦法》的議案。

到了二○一二年,全國人代顧晉曾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議案,建議制定行政法規或規章,在全社會推廣「尊嚴死」,讓「生前預囑」(Advanced directives)具備法律效力。顧晉指出:「在國際上,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有人提出應該安靜且有尊嚴的死去。我們的每一個健康人,在清醒的時候,就可以選擇將來在生命末期時,究竟去不去治療。」

翌年的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主任凌鋒,也建議制定《自然死亡法案》。將「生前預囑」納入醫療衞生體制改革議事日程,讓已經病至藥石罔效的瀕死病者,平靜自然、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點。

凌鋒當時向傳媒表示,「尊嚴死」不同於「安樂死」,「生前預囑」完全是在個人清醒健康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和權力;是在健康和清醒的情況下,自願選擇離世方式的途徑。讓人們自主選擇是通過呼吸機、心臟電擊、氣管切開等措施來延緩死亡,還是要平靜自然、有尊嚴地走向生命終點。

美國加州是世上首個立法推行「尊嚴死」的地方。在一九七六年,加州便通過了《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s),容許在「生前預囑」指引下終止治療。台灣立法院在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三讀通過《病人自主權利法》,成為亞洲第一部維護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把醫療決定與善終的權利還給病人。韓國國會亦於二○一六年一月八日通過《關於對臨終關懷姑息治療及臨終階段患者的延命治療決定的法案》,尊重患者對其生命的自我決定權,停止延命治療。

相對於「安樂死」,「尊嚴死」是遵從自然規律、體現生命和諧。當治療無望時,是使用呼吸機等人工生命支援技術延緩死亡,還是選擇接近自然死亡的方式,追求更多的臨終尊嚴?這個終極權利或權力,可以完全依據個人意願「自主抉擇」。

雖然「尊嚴死」有其局限性,亦未能達到與「安樂死」相同的效果或理想,但與「安樂死」所引起的廣泛而複雜的爭議不同,人們對「尊嚴死」是普遍認同和接受的。然而,是「尊嚴死」也好,「安樂死」也罷,人們首先要打破貪生諱死的成見,更要認同「死亡」也是人們的根本權利,而決定如何死、何時死,更是根本的人權。因為,我的生死我作主!

正如瓊瑤在《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中指出:「『活着』的起碼條件,是要有喜怒哀樂的情緒,會愛懂愛、會笑會哭、有思想有感情,能走能動……到了這些都失去的時候,人就只有軀殼!我最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失智和失能。萬一我失智失能了,幫我『尊嚴死』就是你們的責任!能夠送到瑞士去『安樂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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