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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余叔韶與馬來亞之「緣」

2019/1/24 — 14:32

當手機現出余叔韶大律師仙逝的消息時,基層工人正與妻小家人身處馬來西亞,雖然我們是在東馬的沙巴州,而不是余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及過的雪蘭莪。

正如不少曾拜讀過《與法有緣》或者其英文原著 A Seventh Child and The Law 的讀者,基層工人對書中有關余先生在馬來亞事業失意、情場卻得意的生動描述,一直印象深刻。事實上,在新馬兩地的法律界、甚至政界而言,余先生這個親戚家庭的地位之重、影響之大,遠超出書中所述;而余先生未能在馬來亞法律界踏出成功一步,亦可能與當時馬來半島的政治社會環境、乃至其姑丈家族在如此時局當中的角色不無關係。

余叔韶《與法有緣》

余叔韶《與法有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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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余先生在書中介紹,他在取得香港執業資格後,旋即遠渡重洋至吉隆坡,加入姑丈楊旭齡先生的「旭齡及穆律師事務所」(Shook Lin & Bok);楊先生當時已經是行業翹楚、政壇要角、馬華公會(MCA)成員,而楊的兒子、即余先生的表弟楊邦孝先是子承父業,及後縱橫新、馬商界及政界,官至新加坡首席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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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旭齡是馬來亞第一位本土華裔律師,旭齡及穆亦是馬來亞第一所由本地律師成立的律師行,更剛好在去年迎來成立百年的里程碑。據旭齡及穆網站的介紹,楊旭齡在一九一八年以二十歲之齡取得馬來亞執業資格,繼而成立旭齡及穆。此外,楊旭齡曾任馬來亞律師公會主席,並且是馬來亞獨立前的聯邦立法局議員。但就在楊旭齡先生事業如日中天、立國宏願達成在望時,他卻在一九五五年病逝,終年不過五十七歲。

一九五七年,本為英國殖民地的馬來亞獨立;六年後,連同北婆羅、砂拉越及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但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被逐出馬來西亞獨立建國;這時旭齡及穆的業務亦已擴張新加坡。種族衝突是新、馬分家的其中一個因素,就連子承父業、擔任旭齡及穆營運合夥人的楊邦孝,亦在一九六九年的吉隆坡騷動後決定退出馬來亞法律界並移居新加坡,繼而協助其劍橋時代的友好︰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擔當政、商橋樑角色。就在楊邦孝離開馬來西亞、離開旭齡及穆的同一年,新、馬兩地的旭齡及穆亦從此互不從屬、獨立發展。

在余先生筆下,姑丈從歡迎他加盟到不露聲色地將他趕回香港,他自己也說不出箇中的原因或者導火線所在。但如果將這經歷放到當時馬來亞政治社會的脈絡、乃至楊旭齡本人在當時的社會地位,基層工人大膽推斷,相信主因並非像余先生所估計,在他抵達吉隆坡後,楊先生 “might not have approved of what he saw in his nephew”(「他發覺這內侄有些地方很不對勁」),而是以當時風雲變幻、前途難料的馬來半島形勢,加上半島內外越趨緊張的氣氛,以余先生曾在中國國民政府軍隊供職、兼有情報工作經驗的校級軍官背景,他的姑丈作為當地主要華人民意代表,又快將參與立國進程,若要將這這侄兒引薦到律師行、甚至帶到一個地理上和政治上相當接近吉隆坡中樞的地帶,恐怕會觸動到黨內同志、專業同儕或者不同種族輿論的敏感神經,難免會節外生枝,引起紛擾。因此,讓余先生投閒置散、自行求去,也許是既不明言背後因由,同時又保全各方顏面的最好方法了。

余先生在著作中娓娓道來的,除了是他開始受到姑丈從家中到寫字樓冷待的經歷,亦包括他在吉隆坡暫居時的起居細節,其中就提到當時姑丈位於市郊司高拿道(Circular Road)211 號的兩層高房舍。旭齡及穆在二零零八年專訪楊旭齡的四女兒 Phyllis Yong Siew Choon 時,她亦曾提及到這座「211 號大宅」,只是司高拿道已經為了紀念馬來西亞第二任首相,已經易名為 Jalan Tun Razak。楊女士也在專訪中談起父親的嚴格,她們小時候已經懂得查看父親的日程表,為的是在他開會時,偷偷到街上小販檔吃沙爹串燒;父親又會拿霍亂來恐嚇警告子女,不要光顧街邊的食物。楊旭齡先生的不苟言笑、說一不二,其實適用於所有晚輩,子女侄兒,無一例外。

楊旭齡先生的貢獻,也在今日的雪蘭莪留下紀念︰雪州八打靈再也市的一條道路,就命名為「楊旭齡路」(Jalan Yong Shook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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