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關於實踐的反思

2016/4/9 — 9:31

上屆 MaD 年會《立村有時》

上屆 MaD 年會《立村有時》

一連 3 天的 MaD 年會,讓我看見很多出色講者,聽到不少激盪人心的演講;讓我彷佛充滿力量,差點覺得自己要像各位講者一樣改善社會。對,「差點」。事實是年會過了一個月,我並沒有變成一個實踐者,而是繼續庸庸碌碌上班,這三天的經歷似乎對我沒有改變甚麼。

「到底發生甚麼事?」我反問自己。我嘗試回想這個月來發生的事:上班下班累得像狗,工餘時間看到這個城市越來越荒誕的新聞:高鐵、三跑、篤魚蛋變成「暴動」、街市檔主揚言絕食抗議、書商被逼演戲,演技堪比影帝……我開始想:「上班好累,反正我也改變不了甚麼,有時間還不如去個旅行/食好東西/睡個午覺。」對這些荒誕的憤怒,最後只變成面書上的幾句牢騷。

這種對現況的無力感, 不獨我一個抱有,整個香港的市民都應該有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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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不經不覺,那三天累積起來的正能量,就在繁忙和無力中消磨掉。

「真的只能是這樣嗎?」我反思。這三天看到、聽到的人和事是否無法轉化成實踐的力量?由空談到實踐的第一步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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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我想到最近朋友發起的一個幫助露宿者的行動組。行動組源於有次朋友在觀塘目睹一名伯伯和婆婆為一車紙皮爭執。後來他們發現原來觀塘碼頭有不少露宿者,不拿綜援,就靠每天穿梭在觀塘工廈堆中拾荒維生。朋友於是自發組織行動組,嘗試和露宿者交談、送物資,也參與其他團體的活動去幫助露宿者。

我記起不久前我也在觀塘的大型商場裡,看著老伯伯從垃圾桶小心翼翼地逐片紙碎掏出來。饒是他這樣努力,身旁的收集袋也只有少得可憐的紙片。

朋友在廣告公司工作,加班到半夜是常態,而我的工作雖說繁忙,但對比他們還算是好的了。然而最終成立行動組的是他們,卻不是我。為甚麼呢?我問自己。我發現自己好像總覺得改善是長期工作,而我沒時間作出長期的承諾。

然而不能長期承諾,是否就不能實踐呢?有沒有一些低門檻的方法去踏出第一步?

我又想到一例,早前有傳媒報道過的「週街士多」。

「週街士多」將市民捐贈的衣物在路邊用卡紙製的衣架掛起,鞋子整齊一雙雙排好,讓露宿者與低收入人士自由挑選,還提供鏡子和軟尺供他們使用。「週街士多」的發起人也不是出身慈善團體,這次活動更只用了一星期籌備,結果卻一呼百應。「週街士多」的兩位發起人馮建瑋與張艾渟受訪時這樣說:「很多人都說我們很厲害,其實每人出一分力,力量可以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空降去做,反應不一定差,不用太介意自己是素人。」他們亦將經驗和流程在網上分享,讓任何想搞活動的市民參考。

圖:週街士多

圖:週街士多

這些「素人」發起的活動,或許是繁忙的我們可以嘗試的民間持續改善社會方式 — 靈活性高、不需依賴政府或慈善團體、舉辦人不一定每次一樣。寫作此文期間,週街士多已舉辦第二次,地點由深水埗搬到油麻地。我的一位同行,一個與我同樣繁忙的朋友,更成為其中一位義工。

對,這些活動確實沒有根本地解決露宿者問題。當中涉及的房屋政策、社會褔利不是民眾有權力處理,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束手無策。然後我想起這一段話:

「從我的角度看,不管是中國大陸、香港或台灣,都不要靠政府,因為全世界都一樣。弱勢政府這一個局面已經形成。弱勢政府不能夠嘗試任何有風險的事,這意味著它只能在社會後面亦步亦趨地前進。所以我們在民間必須想辦法生產,找出各種各樣的路去走。這是未來的趨勢。政府的政策和資源可能會在後面跟上來,也可能會跟得比較慢,但這些東西都已經不可多求。」—  MaD 講者李應平,台灣好基金會執行長及前台灣文化局副局長

李應平在 MaD 2016

李應平在 MaD 2016

雖然李應平談的是藝術文化,但同樣的說話又何嘗不可形容香港其他政策呢?正如「週街士多」的馮建瑋說:「我們每人身處的各界各業,又有沒有盡力尋求突破呢?出於對香港的愛,在各自範疇尋求突破,是我輩中人的責任。」

政府不主動做,與其坐以待斃,不如盡己所能,這可能是我們對抗無力感的其中一個辦法。一如馮建瑋並非甚麼特別人物,這些在地的實踐活動也不限於藝術家、社運家,亦可以由我們每一個人發起。

謹以這篇文章提醒自己:不可躲懶,不能麻木,不要習慣。

(本文為贊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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