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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人數與我何干?

2018/6/29 — 17:29

2017年七一大遊行(資料圖片)

2017年七一大遊行(資料圖片)

每逢大型集會(如六四晚會),傳媒都會報導參加集會的人數。前特首梁振英日前在 Facebook 撰文,質疑支聯會公布有 11.5 萬人參與六四晚會,與警方估計的 1.7 萬人數相比,以倍計的「篤數」呃秤。筆者前文 [1] 已指出近年支聯會和警方的統計數字加劇兩極化,本文將淺談主辦者、警方、傳媒和大眾在集會人數統計(非集會本身)的角式與社會責任。

作為主辦者,組織集會為社會發聲,每每視此為支持度的風向標或政治籌碼,當然希望參加人數越多越好。主辦者主要著重於集會的執行以確保暢順,較少資源(或動機)嚴謹地計算集會人數。由於集會人數統計是一門科學,在人多紛亂時也有很多不確定因素,統計人數和真實數字有出入是正常的。即便如此,計算集會人數也不能馬虎,這是對本身組織,所追求的理想,及參加人士最基本的尊重和社會責任。如能把計算方法公開,讓各方驗證數字的可信性,或與獨立機構和學者合作統計人數,當更為理想。

一般大型集會,警方都會評估人數以調配資源,以便管理人潮和維持秩序。警方統計的數字乃是高峰期人數,不是集會參加人數,所以兩組人數雖可互作參考但其實是基於不同概念。客觀而言,高峰期人數一般低於集會參加人數,加上警方同樣不公開其統計方法,以致無法驗證其數字的可信性。近年警民關係緊張,主辦者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往往遇上諸多留難,懷疑論者批評警方政治打壓,減低集會出席率。期望警方可以公開其統計方法,真正「與市民大眾及其他機構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擇錄自警隊網頁有關抱負、目標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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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主辦者和警方提供合理的集會人數統計和方法,實有賴傳媒的監察。以今年六四晚會為例,較持平的報章會同時刊登主辦者和警方的統計人數,而旗幟鮮明的一般較偏重其中一方的數字。很可惜,傳媒只追求集會後馬上有統計數字以便翌日能刊登,從來沒有對雙方的統計人數提出質疑。近年只有《南華早報》在 2014 年七一遊行作了一次獨立調查,以高空圖片和 Jacob’s 方法計算,對比民陣的 51 萬人和警方的 9.8 萬人,認為集會人數約為 14 萬人,跟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KUPOP)的 15-17 萬人相近。如準確,公平和持平是新聞報導最重要的原則,傳媒也有其社會責任對集會人數統計的數字和方法作出深入報導。作為第四權,傳媒的監察和報導對近年集會人數統計加劇兩極化應有積極的導正作用。加上「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新聞報道也會主導社會輿論的方向,是歷史記敘的主要渠道和第一手資料。

大眾是集會的主要持份者,享有集會和言論的自由。但是參加集會的民眾在人數統計裏角式有限,一般情況下沒有資源能力去統計人數,即使不同意主辦者或警方提供的集會人數,最多也只能做鍵盤戰士,變相是只有義務卻僅有有限的權利。有見及此,筆者提出了新的統計方法 — 自己遊行自己數,讓民眾可以利用一個為跑步設計的手機程式,分享他們在遊行時的步速快慢,以計算不同地方的人潮密度,自下而上的統計集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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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遊行在即,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瀏覽有關這個計劃的文章 [2] 和網站(https://chowte.wixsite.com/dynamicpop)。

鑑於今年社會政治氣氛淡薄,加上世界盃熱潮,如沒重大事情發生,七一遊行人數應該和基本盤差不遠。近年集會主辦者和警方統計數字加劇兩極化,不幸地有關的討論只限於政治抽水和罵街般的回應,真實的集會人數可能在歷史的記載只能是個問號。究竟將會有多少人參與遊行?筆者誠意邀請参加者,我遊故我在,自己遊行自己數! 

 

[1] 鄒之喬,2018 年 6 月 11 日。〈六四集會人數統計兩極化加劇〉,《立場新聞》。
[2] 鄒之喬,2017 年 7 月 1 日。〈點解要自己遊行自己數?〉,《立場新聞》。

原文載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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