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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象牙塔 走入角力場 — 嶄露頭角的本土研究社

2018/5/9 — 15:21

本土研究社成員的上班時間不定,有時為了緊貼政府回應而要晚上工作。(朱安妮攝)

本土研究社成員的上班時間不定,有時為了緊貼政府回應而要晚上工作。(朱安妮攝)

【記者:朱安妮、黃雅詩;編輯:姚宛廷;攝影:朱安妮、黃雅詩、姚宛廷】

殘舊的升降機顛巍巍地到達二樓,「本土研究社」的玻璃門後,有六、七個年輕人坐在放著文件和電腦的大檯前埋頭苦幹。靠着藍色牆身的大書架,上面擺滿黃、灰色的資料夾,各貼了不同標記,如「香港前途研究計劃」、「丁屋政策研究計劃」。

天花板垂吊著一個個銀色燈罩,地上舖的是木地板,儲物櫃有各款桌上遊戲和零食,這裏的裝潢更像一間樓上咖啡室,任誰也不會想到這富有格調的工作室,竟做出一份份追擊政府土地政策,包括丁屋、短租土地和棕土等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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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象牙塔 走入民間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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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研究社成員的上班時間不定,有時為了緊貼政府回應而要晚上工作。(朱安妮攝)

2009年香港爆發反高鐵運動,其中幾名參與者看見反高鐵議題引來公眾熱烈討論,源於不斷有研究報告指出箇中問題。有見研究對推展社會議題如此重要,他們欲成立一個民間研究組織,本土研究社便於同年應運而生,當時還是浸會大學地理系碩士生的陳劍青就是其中一員。

陳劍青成立本土研究社前,曾在大學做過兩年研究,期間他發現學院研究只為「跑數」,往往只求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而非真正讓大眾了解研究議題,是一場「學術遊戲」。閉門造車的研究亦與社會脫節,只因需時較長,為期至少一、兩年,結果完成後,曾被熱烈討論的議題已過時,令研究失去意義。

從學院走進民間研究,陳劍青認為只有接觸不同團體,才能清楚公眾所需,研究才會更「貼地」。他表示本土研究社沒有學術負擔:

「一旦有甚麼社會議題,我們有研究空間就立即進行相關的整理和分析,迅速回應,即時介入社會爭議。」

棕土問題步步進逼 逼使政府回應

正因如此,本土研究社發表的報告才能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社會極大迴響,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棕土研究。棕土泛指已荒廢的農地及工業用地,現時大多位於新界並用作廢車場、貨櫃場和回收場。

本土研究社指香港政府一直都以「地少人多」為由,合理化所有土地開採和環境破壞,以填海作唯一的發展模式。他們在2013年出版《不是土地供應・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反駁政府「土地供應不足」是毫無理據的藉口,提出了「棕土」的概念。他們批評政府未有開拓全港800多公頃的棕土,只懂得填海造地。

其後本地研究社集中研究棕地的發展潛力。在2015年12月,亦即是橫洲事件爆發前九個月,他們已就橫洲作個案分析,連同其他棕土的研究發表《棕跡—香港棕土政策研究報告2015》,並在2016年出版成書。

陳劍青(左一)與本土研究社成員在三月初發表研究,提出新界相鄰棕土的發展潛力,反駁政府指棕土零散的說法。
(姚宛廷攝)

陳劍青(左一)與本土研究社成員在三月初發表研究,提出新界相鄰棕土的發展潛力,反駁政府指棕土零散的說法。
(姚宛廷攝)

研究提及,房屋署於2012年計劃用橫洲33公頃的棕地興建17,000個公屋單位,但在2014年6月向區議會諮詢時修訂計劃規模,只發展三條非原居民村的綠化地帶,可建公屋單位減至4000個,屬於棕地的地段被剔出計劃。前特首梁振英還在記者會上哽咽,說覓地建屋「粒粒皆辛苦」。

政府一貫指發展棕地困難有三個理由──「業權複雜」、「影響現有營運作業」和「基建配套不可行」。本土研究社對政府謬誤逐個擊破,指出發展橫洲棕地並非不可能,質疑政府只是不願觸及和損害既得利益而突然變卦。事件曝光後更爆出政府曾三次與鄉紳「摸底」,結果才修改計劃規模。

一直跟進橫洲問題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指,本土研究社令整個事件更完整:「如果我們只是說逼遷,現在都無人可憐,或會反被人指責『能在山邊木屋居住多年已經便宜了你』,但正正因為有棕地研究這部分,事情就變得不一樣。」

有研究作基礎,議題便由居民被逼遷變為政府選址是否存在「官商鄉黑」的勾結。

研究報告列出棕土的地理分佈和使用情況,民間團體引用其數據做分析。在社會的壓力下,政府表明要處理棕地,但後來又以棕地零散為由,否定其建屋的可能性。本土研究社再次質疑政府的講法,展開棕土群的研究,並在今年三月發布結果,糾正政府一直聲稱「棕地零散」的錯誤,迫使政府即日承認之前所指的「零散」並無準則。

土地發展是本港頭號難題。陳劍青強調研究並非一次性,而是長時間跟進,就政府每次的新回應再深入研究。與政府交鋒,步步進逼,陳劍青稱之為真正的辯論。

為立法會議員提供彈藥

本土研究社的報告也為議員提供理論基礎,以便在立法會繼續討論相關議題。朱凱廸表示議員需要處理大大小小的社會問題,很難仔細跟進每一個議題,民間研究團體正好和立法會議員互補不足,讓議員能根據研究跟進有關個案。

近期「套丁」的研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本土研究社在2016年起調查新界600多條鄉村,今年一月公布結果,指當中有接近10,000幢疑似套丁的丁屋,即約四幢丁屋就有一幢疑似「套丁」。議員亦會向政府提交書面諮詢,跟進研究所帶出的問題。

真正的辯論 以數據為基石

研究並非空談口號和原則,而是用數據真實地把問題呈現在公眾面前,糾正政府的謬誤,然而這不但花時間,也很費神。

在質疑香港棕地零散時,本土研究社單是尋找合適的測量方法便已經花了幾個月,參考不同資料後,最終以地塊分析作研究方法。在研究香港丁屋問題時,他們不單要翻查海量的文件,同時要進行田野考察,分析上萬宗個案,研究疑似「套丁」的情況,才得出結論。

本土研究社提供數據,不少民間組織、專家和政黨都會引用,這稱為「知識的再生產」。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教授伍美琴亦曾在自己的研究引用過這些研究結果。

她指出,現時香港社會傾向只有一種聲音,而本土研究社的價值並不止於他們的研究結果,而是他們能提出一個好問題,以數據作為論述基礎,為公眾提出另一個思考方式,打破舊有的思維,同時迫令政府不再空談,提供更好的數據去論辯。

令民間團體自發做研究尋找答案。(由受訪者提供)

令民間團體自發做研究尋找答案。(由受訪者提供)

研究自主 只靠眾籌維持營運

實際上,以數據作為基礎需要很多資源。然而本土研究社為了保持研究自主,不靠政府資助,不接受政黨、發展商的委託。

指賣書不能賺錢,只旨在讓公眾了解研究內容。(姚宛廷攝)

指賣書不能賺錢,只旨在讓公眾了解研究內容。(姚宛廷攝)

本土研究社有六名全職研究員,和二、三十個較為積極的義工。辦公室的租金每月4,000元。最初,陳劍青的幾名朋友每月共捐約30,000元作營運資金,為期三年。去年初,本土研究社面臨財政枯竭而發起眾籌,現時靠市民穩定「月捐」的30,000元和其他一次性捐款來維持運作。捐款除了用來支付租金和研究員薪金外,更會用作土地查冊費。陳劍青指查冊通常都是一次性的,「富豪平租土地」的研究花了幾萬元作查冊之用。眾籌而來的資金只勉強足夠研究社營運兩年,預計下年會再次出現財政懸崖。

六名全職研究員大多是碩士生或大學畢業生,他們的薪酬卻只有13,000至20,000元不等,比市價低一半。陳劍青坦言這是一種「自我剝削」,更無奈嘆道:「其實我也很對不起我的研究員。」他表示即使人工低,研究社的成員仍然咬緊牙關,讓民間研究得到肯定:

「我們看到民間研究的缺口很大,大多研究員有能力回到主流體制做相關的研究,但大家仍然抱著一個心態:現在收入不多,但仍希望民間研究變成一種正當職業,要自己走一條路出來。」

內外受制 民間研究前景迷茫

(上)承認民間力量小,但正因為無法迫使政府改變,民間團體在生產知識的角色上就變得更為重要。 (姚宛廷攝)

(上)承認民間力量小,但正因為無法迫使政府改變,民間團體在生產知識的角色上就變得更為重要。 (姚宛廷攝)

朱凱廸指出本土研究社的資源有限,可能令其研究出現盲點。由於單純分析文件或觀察地形圖,未能逐個地方去考察,結論會變得不夠完整。他以棕地為例,每幅棕地的情況各異,如果只概括地說棕地可發展,或會使人誤以為每幅棕地都有發展潛力。不過,朱凱廸認為現時本土研究社能以此模式做到如此扎實的論述已經很有效。他肯定本土研究社的價值,但亦擔心他們會遭受政治打壓。

陳劍青坦承研究社的未來並不明朗,但正因政治上的掣肘,本土研究社即使資金不足,也要開展更多研究。陳劍青表示現在只能把握時機,用盡資源去回應大眾關心的問題:「你不知道未來什麼時候會連民間研究都不可以做。」

陳劍青指近年他們研究報告的次數更頻密,希望讓公眾看到民間研究的重要性。(姚宛廷攝)

陳劍青指近年他們研究報告的次數更頻密,希望讓公眾看到民間研究的重要性。(姚宛廷攝)

 

原刊於大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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