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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後的絕望ㅤ聖母院的曙光

2019/5/28 — 15:18

作者攝

作者攝

2014 年 9 月 27 日,我人在異鄉,母親大人致電,憂心忡忡地說:「佔中開始了!」我記不起她對上一次流露出焦慮的口吻是何時。翌日,當地 928 上午,我安靜地在 cafe 讀書,卻一瞬間被催淚彈炸開腦海。香港的朋友 WhatsApp 告知,他們正在前往金鐘。那一刻思緒很混亂,與眾多香港人一樣,擔心警察會開槍。下次回港時,還會見到這些朋友嗎?接下來視線開始模糊了。

10 月,我因著私事回港。赤鱲角機場行李認領區的告示板顯示:「市區有特別事故,交通可能受阻,敬請留意。」行李到手後,我緩緩步出機場。過了幾天,決定往金鐘走走,在金鐘地鐵海富中心 A 出口,上樓梯一轉身,天橋上隨風飄揚的巨型直幡,立時攝入眼簾。我在心裏不禁「嘩」了一聲。網上的影像,完全不能與現場的震撼相比。那次只是短暫的停留,大半年後我又回到香港。再次經過金鐘,一切已經回復正常。路上的車輛、天橋上的行人,此來彼往。沒有留下昨日的足跡,一點點也沒有。天橋上的橫額不再復見,七彩的連儂牆變回那道刻板的石屎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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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時我只是稍稍到訪佔領區,現在回看照片,也有一番感嘆。很難想像那時死守佔領的每一位,今日是怎樣整理與回望那段日子。捫心自問,心知佔領帶來的改變很微。但那時的盛況、那刻的感動,很難教人不投放希望。心存希望的風險,就是難免會失望。「我哋做咩都無用㗎啦,香港無可能改變」之類的網上留言,是否似曾相識?甚或至是你我擺在心底的想法、掛在口邊的話。傘後市面雖然回復正常,但各人心靈猶如被大火燃盡。

二戰後的德國人面對祖國的罪行,他們的絕望一定不比我們少。當時德國神學家莫特曼教授(Jürgen Moltmann)經過深切反思,於 1964 年發表著作《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他在其中解釋,世上有兩種極端的絕望,分別是 Presumption 和 Despa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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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Presumption?

“Presumption is a premature, selfwilled anticipation of the fulfillment of what we hope for from God.”(一廂情願地以為自己的願望會很快實現,並且按照自己的意思來實現)

絕望的另一個極端是 Despair:

“Despair is the premature, arbitrary anticipation of the non-fulfillment of what we hope for from God”(武斷地以為自己的願望永遠不可能實現)

兩種絕望也有個共通點,就是忽視了(向上帝)許願的時間性。人類作為人類,不可能要求所有願望即時,而且如我所願地實現,同時也不應該否定未來的各種可能性;人作為人,就是要等待。

佔中後,香港彌漫著一股不言而喻的無力感。也許當時港人對佔中投放了很大期望,祈盼運動後立即有真普選。但這個期望隨著佔中結束而煙消雲散,大家墮入了 presumption 的陷阱。普選願望未有即時實現,加上議員 DQ 事件,繼而感到無奈與無助。然後,社會悄悄地進入了 despair 的深淵。大家覺得香港完全沒有改變的機會 — 一念無明,萬念俱灰。弔詭的是,徹底失望的人,外表談吐不一定垂頭喪氣。他們看似頭頭是道,發表一些似是客觀的言論,口講「冇㗎啦,睇清楚現實,香港無可能改變㗎啦」一類道理。

佔中後我有參加七一遊行。對,就是人丁單薄這幾年。身邊朋友質問「為什麼還要參與沒有作用的群眾運動?」我的回應是,若果幻想可以依靠單一群眾事件建立民主社會,未免太妙想天開。大家看了南韓的「逆權三部曲」沒有?南韓的民主發展歷史,是經過漫長的磨練與堅持,才稍見成績。直至近期他們還需繼續努力抗爭,來維繫政壇廉潔(可能他們吸收了佔中的經驗,選擇週末抗爭,大大提高持久性)。另一邊廂,香港這幾年的自由空間不斷收窄,並不缺乏抗爭議題和理據。只是我們疲乏了、停下來了 — 絕望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都活在 despair 的陰暗中,覺得現實無可改變,感到徹底失望。

莫特曼教授在書中解釋何謂 presumption 和 despair 後,進一步剖析了心存 despair 所引致的盲點。首先,他解釋現實的本質就是充滿各種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往往導致各種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遠遠超過凡人所能夠掌握(試回想「等埋發叔」事件,不是任何人所能夠計劃和控制)。而 despair 的絕望思維,正正掩蓋了這些可能性,狹窄地把焦點聚集於那個單一和最壞的結果。回歸現況,如果我們懷著「一次失敗,永不翻身」的思想,抹煞了未來有轉機的可能性,那才是真真正正地看不清現實。現實與未來是由無限可能性組成,人類必須與世間種種不確定因素共存。根據莫特曼教授的推論,沒有所謂「必定成功」或者「必定失敗」。他洞察到存在於世間的各種機遇,使他在幽暗低谷中不至於絕望,盼望就在明天。

但究竟此時此刻(或未來)的香港,還有什麼可能性呢?

近幾年有輿論批評七一遊行缺乏中心主題;不同的小團體擺放街站,令氣氛變得像嘉年華多於遊行。泛民在擬定主題上的確實要加點功夫,加強凝聚力量。其實七一的小街站,每個都代表著一班市民關心某一社會議題,從而自發行動。這不就是公民社會的基本嗎?今時今日的香港,已經難以期望政府自我完善。因此,公民社會正好填補了改變所需要的力量。

筆者有定期參與服務無家者的義務工作。過程中令我了解他們的日常作息、社群分佈、社區互動、以致在缺乏政策支援下,輪迴於劏房和露宿之間的苦況。該義務工作也刺激我閱讀 2015 年由多間大學及 NGO 所統籌的香港無家者人口統計 HOPE Study [2],宏觀地探討無家者的實況。隨後筆者也在公開場合或私底下分享所見所聞,使身邊更多人關注這個群體和議題。由此可見,自發性的社會活動,能夠刺激參與者仔細認識各社會階層,客觀了解社會議題;也為異見聲音發聲,提高公民質素。這正正是公民社會力量的中流砥柱。(詳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於 2011 年對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論述)[3]

儘管我的付出是多麼的微小,但我相信已經作出了一點點改變。改變,是一個深耕細作的漫長過程。即使在可見將來難有真普選,亦不代表我們無法為建立公民社會而努力,組織從下以上的民間力量,從而挑戰和制衡政府。每一個七一小街站,都代表著各種未來的可能性;又好比佔中晚上的每一部手機電筒,在黑暗中默默閃耀。

“He who does not hope for the unexpected, will not find it.”
ㅤㅤㅤ— Saying of Heraclitus(希臘哲學家)

提起巴黎聖母院,一般會想起冠冕堂皇的歷史遺跡,與宗教聯繫甚淺。上帝也頗幽默,使一場大火燒盡了華麗的外衣,卻煉出了靈性的味道。火災後,傳媒逐步發放一張又一張聖母院頹垣敗瓦的照片。最觸動我的,莫過於那在廢墟中屹立不倒的十架,前面放著《聖母哀子像》雕塑(法國雕塑家 Nicolas Coustou 1723 年的作品 Descent from the Cross)。聖經中的耶穌也頗弔詭,100% 是人,又 100% 是神,屹立於天地之間。在上有金碧輝煌的十字架,在下又擁抱灰燼苦難人間。耶穌釘十架受死,除了承擔世人的罪孽外,還擁抱凡人的無助與無力,在黑暗中帶來希望與安慰。我一邊凝望這幅照片默想,一邊聆聽意大利作曲家 Gregorio Allegri 於 1638 年的作品 Miserere mei, Deus (Have mercy on me, O God) [4],算是上天對凡人的一點安慰。

希望傘後感到無奈的你,也同樣感受到這份安慰。療癒後,重新上路。奔跑不放棄,敢於想像未來,這才是希望的根源。4 月 28 日遊行中我最喜歡的口號,就是簡單一句:「香港人,加油!」

參考:
1. MOLTMANN, J. (1967).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INTRODUCTION: MEDITATION ON HOPE 3. The Sin of Depair. London, SCM Press.
2. 香港中文大學博群計劃、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城青優權計劃、香港城市大學、嶺南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救世軍、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聖雅各福群會 Homeless Outreach Population Estimation 2015 (H.O.P.E. 2015) May 2016
3. 陳健民〈香港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二十一世紀評論》2011 年 12 月號 總第 128 期 p.23-31 
4. Gregorio Allegri - Miserere mei, Deus, The Choir of New College, Oxford (Edward Higgin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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