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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鄉?城鄉歷史沿革.2】從城鄉之別到城鄉矛盾

2016/9/24 — 10:11

越後妻有的鄉村

越後妻有的鄉村

(編按:〈香港有鄉?城鄉歷史沿革〉為《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第二章,回顧新界發展歷史,探討城鄉共生可能。全章共五節,分五日連載刊登。《農人の野望》簡介詳看文末。)

《農人の野望》系列按此

不管是城市人進入鄉村,還是鄉民進入城市,都會即時感受到城鄉之間 的差異。早在1903年,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 (Georg Simmel) 就曾寫下 《大都會與精神生活》一文,分析置身於城市和鄉郊如何影響人的精神 狀態。城市街道錯綜複雜,經濟與社交生活迅速而多樣,相對之下,小鎮和鄉村的生存模式和精神面貌則緩慢、平順、重慣性。作為倚靠差異來理解世界、組織自身的動物,人類身處充滿差異與刺激的城市,神經因被逼不斷作出反應而漸漸陷入麻木,最終發展出理智(而非感性)的精神面貌,以抵禦都市生活對自身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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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夫何鎮洲談到在松代的生活時,這樣形容當地的農夫:「他們的生活悠悠閒閒,很多人雖然都七八十歲了,但還是非常勤力。有時早上四五點剛 天光,已經見到他們在屋後菜園幹活,或者在準備上山落田。」這就是農村的 「緩慢與慣性」。反過來說,在街上被碰撞,在車廂緊貼陌生人站立,被逼忍受來源成疑的難聞氣味、刺目射燈,深夜的汽車防盜聲、吵架聲、救護車警笛聲⋯⋯不斷襲來的感官衝擊既是城市人的共同經驗,也是城市生活的「必要之惡」。要是不能無視這種程度的刺激,恐怕不可能長久地生活在城市吧。

長年在都市生活的人們,突然空降在越後妻有,最早注意到的除了綠色的地景,就是異常寧靜的街,還有那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來到二十一世紀,那種貼近原始、近乎桃花源式的鄉村已經所餘無幾;而當交通網絡將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距離大幅拉近,「城」和「鄉」的分野就較一世紀前模糊得多。在直觀感受與刻板印象以外, 我們談論城鄉之際其實是在談論甚麼?在這一章我們將嘗試簡單地梳理香港城鄉討論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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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年來被塑造成國際大都會,明信片上永遠是維港兩岸的景色、密集璀璨的霓虹燈。台灣作家劉克襄在著作《四分之三的香港》自序中提到,香港的自然環境少為人理解,以致他和親友聊及香港時常會出現這樣的 對話:「香港有山嗎?」「香港還有鄉下嗎?」[1]

香港的鄉郊,是被華燈隱沒的存在,可是實際上香港「保留著幾近75%的郊野,跟緊密的水泥大樓森林遙遙相對」[2]—既是在地理上跟傳統市區相對,在觀念上鄉郊也處於市區的對立面。總是有聲音在說,保存鄉郊必然窒礙城市發展,而城市發展則必然破壞鄉郊的珍貴自然環境,兩者不能並存。近年社會提倡「城鄉共生」的呼聲,其實也反證了城與鄉在一般認知上的對立狀態,就像擂台上拼命攻擊對方、互不相讓的拳擊手。一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與作家韓江雪在2013年 著作《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中所言:

「隨著近年香港樓市不斷升溫,住宅單位供應似乎早已出現斷層,加速土地開發和賣地似乎已成社會共識。在這種大氣候之下,城/鄉矛盾又或是發展/保育的矛盾再度激化,好像已在所難免,而保育運動則被描繪成食古不化的盧德黨 (Luddites),只懂一味反對。」[3]

所謂城VS鄉、發展VS保育的矛盾,近年之所以進入一般市民的視野, 自是由於2009至2010年的「反高鐵、保菜園」一役。2007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十大基建」計劃,其後落力推動計劃上馬,估計這些項目完成後「可以每年為香港經濟創造逾一千億元的增加值⋯ 同時可以為我們創造額外約二十五萬個職位」,並將加強香港與周邊區域的融合,鞏固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地位。廣深港高速鐵路(簡稱高鐵) 就是十大基建之一,完工後將直接連繫西九龍和廣州,將香港連接至大陸高鐵網絡。

2008年11月,政府悄悄將高鐵方案刊憲,方案表明將清拆菜園村,以興建停車側線和緊急救援站,村民於是短時間內自發組織起來,於同年12月開展「不遷不拆菜園村」自救運動。雖然在第一次諮詢期內收集了近三千封反對書,但政府修訂後的方案卻跟原來的路線沒有兩樣。在第二次諮詢期間,村民為了讓更多市民了解高鐵項目,在市區擺放街站、派發特刊、收集簽名;2009年6月,菜園村關注組聯合四大環保團體和公民黨舉行記者會,批評政府未有評估環境和社會影響就倉促決定興建高鐵及清拆菜園村,「反高鐵、保菜園」運動漸漸成形,同年12月一群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在 立法會開始連續三日兩夜每天苦行十七小時,同時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 發起「千人包圍立法會」行動。立法會和禮賓府外的大型集會持續至 2010年1月,加上2011年初菜園村清拆期間在村內發生的示威, 令「反高鐵,保菜園」運動成為回歸後最觸目也最持久的社會運動之一。

值得留意的是,和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囍帖街保育運動,以至過往的環保運動不同,菜園村一役除了批評建設破壞環境、反對拆遷村落的聲音,還令捍衛鄉村生活模式的論述出現在主流媒體中。鐵路本身就是現代化的典型象徵,高鐵更以「列車時速可高達二百至三百公里」為賣點,將追求速度與效率的思維表露無遺,與之抗衡的是反高鐵青年苦行時手執的 稻米和種子,象徵備受現代化、城市化威脅的農業文化和鄉村生活。

看似不能避免且無可紓解的城鄉矛盾,到底是何時在香港浮現?

(續)

註:

[1]:劉克襄 (2014)《四分之三的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頁10
[2]:同上,頁13
[3]:鄒崇銘、韓江雪 (2013)《僭建都市: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印象文字,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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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

查映嵐、楊天帥著
Eric Kwok(郭鎧漁)設計
伍集成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

2015 年夏,在一個睛空萬里、蔚風和唱的午後,幾位農夫在日本新潟縣松代一塊稻田上,俯身插秧。驟眼看,身影跟日本農夫無異,但原來他們全部來自香港。身在異鄉的他們運用自然永衡法,嘗試在異地耕種,為的是這個叫做〈大地予我〉的計劃,亦即聞名遐邇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其中一個參展項目......

〈大地予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它的目的與內容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大地藝術祭和〈大地予我〉會為日本和香港深層城鄉問題帶來甚麼啟示?《農人の野望:大地藝術祭與港日鄉城連結》正是為探討這些問題而生。全書記錄了這個項目的種種細節,並透過大量核心及周邊港日人物訪問,探討這個計劃的深遠意義,進而嘗試以日本作為鏡子,深化我們對香港城鄉問題的思考。

購買及查詢:Our Gallery(灣仔軒尼詩道302-8號集成中心 UG 10)或電郵 [email protected]

另〈大地予我〉回顧展正於 Our Gallery 舉行,詳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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