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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要更多「生命守門人」

2018/3/6 — 15:54

背景圖片來源:「我的生涯規劃」片段截圖

背景圖片來源:「我的生涯規劃」片段截圖

應對近年為社會帶來極大困擾的學童自殺問題,政府特別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在2016年11月發表最終報告。根據報告,委員會主席葉兆輝建議教育局應為學生身邊的人包括教師、朋輩、大學人員及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加強及早識別及支援有風險學生。

 鑑於現時的年輕人比較傾向與朋友分享他們的不安及感受,因此報告建議為年青人提供「守門人」培訓,教導他們如何正確應對朋輩的自殺訊息,以及協助他們識別有需要協助的朋輩。所謂「守門人」概念,其實可遠溯至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 (Kurt Lewin,1890-1947) 臨終前一篇論文《群體生活的管道》。文中勒溫指出,人類社會傳播過程中,信息會經過某些管道流動的關卡,即「守門人」,而守門人之主要作用在於選擇和篩選其接收到的信息,並決定哪些信息得到流通。

 「守門人」的概念,一直影響深遠,並奠下了大眾傳播理論及新聞學研究中組織心理學派的基礎,而守門理論及相關分析,亦逐漸運用在不同領域,例如在心理學及輔導理論相關範疇中;由於守門理論具有「監控、保護」的意涵,便順理成章被視作對應精神疾病症狀或自殺防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簡而言之,即是當有人因受負面情緒困擾而發出求助信息或陷入更大危機時,身邊能有「守門人」提供適時協助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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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教育局因應「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的報告所建議而作出的行動,為了及早識別及介入高危學生以便作出適時之支援、轉介及治療,為教師、社工及父母提供系統化的「守門人」訓練自是重中之重。然而,眾所周知的是,香港教師的工作量異常巨大,除教學及學生成長關顧外還要處理大量文書工作,加上學校系統愈來愈傾向智育發展,師生之間的互動不足之餘亦愈來愈單一,令人不安的結果是即使已修畢由教育局委託大學或其他培訓機構提供之「守門人」課程,教師亦難以在高壓的校園環境做好學生情緒變化之把關工作。

 事實上,要做好「守門人」工作,不但需要良好的溝通技巧及擅於聆聽的同理心,更重要的是能夠有足夠的相處時間進行生活中的觀察,並有機會透過校園內之活動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從而取得相關學生的信任。可惜的是,以目前的人手比例,連專責照顧學生情緒需要的校內社工系統亦難以應付日漸複雜的青少年情緒健康需求。在杯水車薪的困局下,「守門人」的概念根本無法具體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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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乎同樣推動守門人計劃的台灣,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守門人」的培育早已推廣至父母及同儕層面,以配合青少年的成長發展的真實需要。無可否認,未經輔導專業訓練的父母或同儕即使接受了所謂「守門人」的簡單培訓亦無法取代專業人士如社工或心理學家的角色,但他們的出現卻正正可以做到台灣當局經常提倡的「1問2應3轉介」的前線關鍵角色。

所謂「1問」,其實即是「主動關懷與積極傾聽」。透過校內生命教育的相關教節及簡單訓練,台灣的學生不僅學懂如何面對個人情緒需要,更能以同理心的覺察同伴的需要,並學會在適當時候主動聆聽。而在整個過程中,同儕之間正好達到「2應」,即適當回應與支持陪伴的果效。當案主及時得到情感支援,自然減緩了危機的局面。而最重要的是,守門人學懂「3轉介」的重要,即在適當時機將個案轉介至專業人員繼續跟進,並在安全情況下持續關懷案主,於是,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守門人系統便擔任了初級防治及二級識別並轉介的前線工作。再加上地方政府部門的宣傳推廣配合,成人尤其父母亦能理解整個守門人系統的基礎要義,並在家庭以至社區層面做好防禦工作。

可惜的是,以目前香港的情況,即使「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之報告曾明確建議教育局提供不同階層的守門人培訓計劃,但以報告書推出以後的觀察,其發展進度仍是叫人搖頭嘆息,而一切似乎仍需依靠民間團體的投入。

事實上,香港目前有不少團體正自發進行類似的教育活動,例如由著名教育界人士陳葒校長推動的「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Roly-Poly Day) 便是一例。由2017年起,他們便將復活節假期前一個星期五定為「行動日」(今年定為3月23日),透過大型公眾活動推廣全民關懷學生的信息。而不同的社福機構或團體,亦想方設法透過不同渠道或活動,提醒市民關懷有情緒需要的年輕人,其實責任不應只放在學校或家庭層面,更需要的是全民的參與。

 

後記:所謂守門人系統的精髓,不單在技巧的訓練,首要條件其實是心態的轉變。當整個社會文化懂得以包容及理解的心態待人接物,個人的情緒健康問題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紓緩。

原刊於「集師廣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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