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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時代宣言 — 尋找安身之所

2016/3/22 — 6:20

學苑製圖

學苑製圖

十八歲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甚麼?以前的人大多會回答要光明正大地去酒吧,或試一下抽煙,或學習駕駛車輛。但如若問我們,得到的回答或許會是開始輪候公屋。這答案是顯然是玩笑一則,戲謔背後卻揭櫫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哀。

我們窮一生之力,也未必能換來一個安身之所。

我們自小被灌輸能夠「上車」才是成功人士的觀念,於是每人都有一個置業夢,幻想可自由地佈置自己的家,有天台的話可以與三五知己一起燒烤,或與伴侶及寵物棲身在這安樂窩。可是,現實狠狠地摑了我們一巴。自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二零零一年在《全球樓價負擔能力調查》加入香港的數據起,香港一直位列樓價最難負擔城市首名。二零一五年港人入息中位數對比二零一四年只增加了2%,但樓價中位數卻增加了14%至556.1萬元。想「上車」,要麼靠父蔭;要麼練成吸風飲露之術,不吃不喝十九年,把錢全儲起來。然而這樣也只能買到一個空殻,隨之以來的裝修費、傢俬擺設、水電煤支出等更是難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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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有幸置業,也不代表能在這個居所安享晚年。在舊社區裏一幢幢將被清拆的舊樓,掛上了「依法賠償七年樓」、「要求落實樓換樓舖換舖」的橫額。原來,置業的終點也是失去,有朝一日政府覺得這個地方需要讓路予大財團發展時,就算我們已經白髮蒼蒼,我們一樣會流離失所,一樣會無家可歸。別以為清拆舊樓可以換來便宜的私人屋宇,或青年宿舍,或居屋公屋,讓人重築安樂窩。實情是每每出現的只有天價豪宅,直插於舊區的土地,與四周格格不入之餘,亦形成了一道屏障,把社區的景致徹底隔絕在外。

於是沒有負擔能力、害怕隨時失去居所的我們,為了得到丁點私人空間,紛紛與朋友合租單位,房間狹窄的幾近不能伸直雙腳;或是租住牆壁薄得會被鄰居電話鈴聲吵醒的劏房;或是租住通風差、面積小,有火災時難以逃生的籠屋,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但是,我們都不敢再埋怨甚麽,因為在寸土尺金的香港,能夠有瓦遮頭,已是多生積來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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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家者的處境更為悽愴。政府部門除了在嚴寒酷熱下會施捨一些空間予他們暫避以外,基本上從不把他們當作人看待,只視他們為要解決的問題。沒收他們撿來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天橋底加上石頭、灑上令人身體痕癢的藥粉、在寒夜時用冷水清洗他們借宿的隧道,意圖令他們在城市徹底消失。我們將來可能會失業,繼而負擔不起借用一小片棲身之所;我們或許會流浪街頭,且因沒有住址證明而永不翻身,難以再找到工作,終成為要被解決的問題。

在香港,已去之人也沒有優待。人生在世時已輪候數以十年才能獲得編配公屋,到死後平均也要輪候三五年,方能獲得公營骨灰龕位放置骨灰,正正式式入土為安。生人居所難求,死人亦然。當然,假如你生前能負擔貴價私人樓甚至豪宅,你也大可以花一百萬至一百八十萬預先購買私人骨灰龕位,在撒手人寰前向子女交帶一聲,便能夠輕輕鬆鬆入土為安;否則,你也要先預備一筆費用,用證明9成9人都是看封面作在輪候公營骨灰龕位時,把骨灰寄放於長生店或殯儀館。誠如善終服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江志雄所言,在香港,「無錢真係唔好死」。

以上種種,除了顯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有多嚴重──富有之人從不用為生前生後之居所擔憂,窮者既要害怕自己勞碌一生也得不到安居之所,在三寸氣斷之際亦要承受未能立即入土為安的夢魘,反映著香港切實存在有著「土地問題」。此「土地問題」,指的並非香港山多平地少,而是政府不懂如何運用土地令最多人受惠。政府每年都有拿住宅用地出來拍賣,去年有二十九幅,今年又有二十九幅,合共能提供約三萬五千個單位。一般來說,房屋供應增加,樓價理應下跌。但我們這一代所見的,是樓價依然按年上升,遠遠超越可負擔水平。原因之一,是政府鮮有對拍賣出去的住宅用地施加限制,任由私人發展商興建一般人難以負擔的豪宅,令平民百姓在有限的樓房供應中困獸鬥。也許樓宇市場是自由經濟的重要部分,然而,「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是《世界人權宣言》中點明人應該擁有的基本權利,眼看香港有一千多名無家者、近二十八萬公屋輪候人士、將來或許更多因舊居被拆遷而無家可歸的本地「難民」,政府絕對應該預留更多土地或發展現時空置的一千二百公頃棕地興建公營房屋,青年宿舍及其他相關配套設施。

我們在此要求:

一、 居住為基本人權,香港社會制度應讓人民應享有基本的居住品質,包括合理尺寸的私人空間,以及保障安全的住房規劃;

二、 政府必須急人民所急,妥善運用土地資源,對拍賣用地施以限制,避免地產商謀盡暴利;

三、 無家者之處境為香港社會制度畸形所致,政府絕不應以非人道手段驅逐或騷擾,應設法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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