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香港青年時代宣言 — 工作環境與產業生態

2016/3/22 — 5:22

學苑製圖

學苑製圖

我們是即將離開大學校園,走進社會,投入職場的年輕人。家人、師長和朋友曾經為我們﹁大學菁英﹂的身份感到興奮和自豪,以為我們從此成為社會上較具優勢的一群。然而,伴隨這身份而來的,除了舒適的學習環境與豐富的學習資源,還有對殘酷現實的恐懼。那不單是因為我們看到社會的荒謬,而是知道我們終有一天要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打拚。在大學生活的前幾年,身邊的同學已積極找實習工作,為的是在履歷上多添幾欄工作經驗,比其他人更具優勢,讓我們看起來更貼近成人的世界;在畢業前夕,我們逼不得已投身激烈的就業競爭,到不同工種的公司應徵。這一切都源於恐懼──我們懼怕成為雙失青年(失業、失學),成為社會上的失敗者。

我們曾經對未來充滿憧憬,想像畢業後的世界充滿機遇,但隨畢業的日子愈近,內心的疑問愈像解不開的結。比起上幾代人,我們無可否認屬於物質最充裕的一代,卻不是最多選擇的一代。在為大學選科苦惱的那段日子,師長跟我們說讀書志在興趣,而不在方便日後工作賺錢。即使我們也沒有後悔那天按興趣選擇了喜歡的科目,但昔日的道理,今天竟成諷刺的話語。在大學我們還可以談夢想,可是,在現實社會誰又給予我們說實現理想的機會?每當想到畢業後要投身哪個行業,我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徬徨。假若我們當年文憑試的成績優異,或許早就選擇修讀「神科」,繼而考獲專業資格,平步青雲成為大律師或醫生。可是,主修社會學的我,經常被長輩問到是否準備當社工,他們沒有想過我還可以選擇行政、城市規劃、人力資源管理等範疇的工作;他們認為讀商科的學生前途大好,將來一定能進入享負盛名的大企業。相反,修讀文學的我,畢業後除了選擇傳媒、教育工作外,社會能賦予我選擇當文化工作者的勇氣嗎?在踏進社會的剎那,我們就要接受新一套遊戲規則;將工作生態說成遊戲絕不為過,誰又能否認這不是個弱肉強食,而且充滿考驗和鍛鍊的世界?

有人說,我們是正在努力擺脫﹁中環價值﹂的一代人,不再是只求賺快錢、重效率、功利的工作機器。尤其是在雨傘革命過後,年輕人進一步挑戰社會過往訂下的成功價值,反思香港在經濟發展之外缺了甚麼。然而,社會沒有為年輕人提供出路,我們手執一張畢業證書,卻不知道該往何處去。港府一直依賴金融、貿易物流、服務業和旅遊業等「最具國際競爭力」的支柱產業,以致產業結構單一。即使政府曾於零九年推出六大優勢產業,但環保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等發展停濟不前,產業多元化的承諾付諸流水。長輩、師長不是曾經告訴我們「行行出狀元」嗎?這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希望。在大學幾年間學到的,不足以成為我們選擇工作的籌碼,因為在現時的產業結構下,並非所有工作都能透過努力獲得晉升機會。

廣告

我們讀中學的時候,政府曾經言之鑿鑿,承諾將會大力推動活化工廈及西九文化區。我們曾以為香港的文化及創意產業會成功,如紐約、南韓、台灣般擁有世界聞名的藝術村或藝術園區。然而,工廈活化後,大多轉為商業用途,不少用地被改建成辦公室和酒店,創意產業的用地卻佔很少數。觀塘、牛頭角、火炭等集中地的租金隨即攀升,藝術家的創作空間被扼殺,發展局最終宣佈活化工廈政策將於今年三月底結束。一如既往,我們的希望落空了,香港依舊是那個沒有生氣、創意的香港。

政府去年注資十四億元發展文創產業,今年亦推出「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協助具規模的藝團及藝術機構提高籌募私人捐款的能力;為文化工作者提供財政支援固然理想,但政策並未顧及文化工作者面對最大的困難──高昂的租金。與活化工廈政策一樣,依舊是租金的問題。沒有空間創作,我們又能怎樣發展創意產業?倘若畢業後,我們想開設獨立書店,在上環、西營盤等舊城區賣一些從世界各地搜羅的經典書籍,又會否因租金太貴而無力如願,或被逼遷到人煙罕至的巷弄裏去?假如我們畢業後想當藝術家或辦獨立樂隊,又會否因高昂租金,而找不到工作室和創作空間呢?

廣告

政府看似重視電影發展,那麼在文創產業中佔重要席位的電視工業呢?英國、南韓、日本等地視電視業為文化軟實力,政府敢於開放市場,讓公營及私營電視台製作各式各樣的節目。反觀香港,我們這一代人已經很少看電視了。不是因為我們嫌電視落後,而是打開電視,只有質素拙劣、每況愈下的電視台。港視不獲發牌,亞視正式結束,只剩無線一台獨大,歸根究柢,港府從不打算推動香港電視業,只是把他視作箝制人民意識的工具。於是,我們只能從課堂中學到七十年代香港電視業的光輝歷史,然後見證它的沒落。這一代修讀傳理系、創意媒體的年輕人,在畢業後有足夠的工作機遇嗎?在一成不變的文化政策下,香港還有何創意可言,年輕人還怎會有信心在職場上談個人理想?

除了擔心畢業後不能一展所長,我們還質疑工作的意義是為了生存,抑或生活。我們正身處工作與生活失衡的香港,這裏的人早上工作,晚上也工作,喧囂的城市從沒有靜下來一刻。

全球已有逾百個國家訂立標準工時,部份歐洲國家如英國、比利時、荷蘭更有彈性工時政策,讓員工規劃自己的生活與工作時間。香港呢?有些人忘掉日與夜工作十多個小時,有些人要兼職多份工作幫補家計,有些人在下班後還因習慣而檢查公司電郵,工作和生活早已變得密不可分。按去年瑞士銀行的《價格與收入》報告,香港人的全年工作時數位列全球之首,達二千六百零六個小時。部份行業如零售服務、飲食業等,平均每周總工時達五十四個小時,專業如醫務人員、會計的情況亦相去甚遠。我們看見的工作世界是,阿姨阿叔因飲食業人手不足,每天得在逼仄、悶熱的廚房工作十三個小時;零售業的女士每天得連續站著十小時,除了半小時的午飯時間,其餘時間都不能休息;辦公室裏的文員有時還得工作至凌晨,他們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我們一直看見的是,香港人逼不得已成為工作的奴隸,為了生存而必須拚命工作賺錢,卻沒有人發現「打工仔」在沒有標準工時的保障下,全都患上了名為「工作狂」的病症。

香港人一直予人「勤奮、願意捱苦」的印象,但這堂而皇之的讚美,只是為了掩飾經濟繁榮背後香港人的悲傷。上一代經常嫌現今的年輕人不夠刻苦耐勞,說他們同是這樣捱過來,並暗指我們入世未深,不懂「搵錢艱難」的道理。然而,當我們察覺即將要面對的,是一個只能拚命工作、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的世界,我們又怎能默然接受不合理的剝削?我們渴望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不再荒涼,而且充滿熱情的勞動環境。

以下幾項是我們這一代需要的改變:

一、去除現有的職業及學科定型,尊重年輕人的選擇,讓不同的行業在社會上得到均衡的發展空間;

二、不應落入官僚思維,例如單靠成立決策局或提及資金援助,應與業界溝通,了解他們的真正需要,以協助有志者創業;

三、讓創意產業真正體現於生活,設立嶄新的電視台,讓年輕人發揮創意,製作富本土特色節目;

四、實行﹁彈性工時制﹂,讓部份行業如廣告業、飲食業、服務業等的員工依照自己的生活模式調整上班時間,從而更靈活地運用時間,平衡生活、家庭與工作。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