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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時代宣言— 教育的可能性

2016/3/22 — 8:13

學苑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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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被訓練得很好。

教育和訓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訓練只問「怎樣做」,教育關心的還有「為何這樣做」;訓練只看如何完成該做的事,教育是判斷何謂該做的事;訓練是被反覆灌輸一套既定的答案,教育是在吸取知識的同時自行發掘答案。教育比訓練少了一個框架,理應因而多出一種可能性。但在香港,當我們談可能性的時候,想到的是甚麼呢?選校必然選擇三大,學科以醫學和法學為首,藥劑、牙醫等他日起薪不錯的科目也可作考慮,不抗拒數字的話則可從商——我們的社會,把這些稱之為可能性。

法國社會學家Émile Durkheim在論述教育與社會的關係時說:「教育是成人一代對那些尚未為社會生活作準備的人所實施的影響,它的目的是在兒童身上喚醒與發展政治社會對他們的要求,以及他們生存的特別環境對他們的需要。」教育從來都是政府控制社會的手段之一。香港實施十二年義務教育,以每週五天、一年十個月的形式,把孩子以群體的方式限制於學校。我們受學校的嚴密監護,遵從課程每天進行「建設性」的忙碌。課餘活動更把監督延伸到放學後,讓我們把精力投放在社會認可的活動上,因而無法製造問題。年幼時我們會待的地方不是學校,就是家裏,生活的範圍兩點一線,也因此學校和家庭是決定我們成長的兩個首要地方。當香港的教育制度把學習的最終目的指向考試的時候,學校為了校譽和排名、家長為了子女的前途,自然一同鼓吹「考試至上」的學習方式。統一而硬性的課程內容創造了一種主流價值,同化了社會上的非主流價值,並將其加諸我們身上。我們被導向不去探究課程以外、與自己無關的事,因為這些認知無助我們獲取更高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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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教育成了馴化年輕一代的手段。教育不再重視人的教養,而是旨在培訓知識的載體。當以前的字母歌還是「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這些會在日常生活中應用的詞彙,現在的孩子背誦的已經是「A for astronaut, B for barbarian, C for chimpanzee」。但是他們從來不會想像或許自己能成為太空人,深信懂得艱澀的詞彙就不會成為一個沒有教養的人,一整個童年沒有到過動物園親眼目睹一次活生生的猩猩。當學習語言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促進人與人的交流或探究文化,而是為了能在考試、面試時表現自己,我們還能寄望這樣一個教育制度培育出怎麼樣的孩子呢?並且,只要能有助入讀名校,再匪夷所思的興趣班家長都會為子女報讀。並非出於自願的「興趣」,多麼諷刺的說法。香港的孩子自學行以後,走的每一步,都是為未來部署、仔細計算過的一著。

把時間推後一點,我們來看看香港的中學生。公開考試中理科的報考人數從來遠超人文學科,必修部分的中文科被稱為「死亡之卷」,當中閱讀理解以及寫作表現最為參差。箇中理由到底是甚麼呢?現在的孩子都不擅長沒有公式的科目。我們會讀文章的每一個字,卻讀不懂文章背後的情理、運思;我們會寫字,卻缺乏想表達的情緒和想法。文字不再用作傳承文化或促進交流,而是成了應付考試的手段。我們追求的不再是知識,而是適用於考試的技巧。這直接導致了補習風氣的盛行。補習是一種相當值得反思的社會現象。其一是教育被商品化,再加上制度以考試為本的特點,擁有資源上補習班的孩子自然更能掌握遊戲規則,獲得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學歷繼而影響就業機會,因而加深了跨代貧窮的問題,教育制度使社會的不平等合法化。其二是這些補習班上課的模式。為了能最大化利益,補習班每班的學生數目遠遠超過日校的班級人數,師生比例有時甚至是一對幾百,而所謂「導師」很多時候也只是錄影片段。在這些條件限制下,學生是不鼓勵發問的。我們害怕問了愚蠢的問題,在一大群人面前出洋相,更遑論質疑課上教導的公式。當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們寧可硬著頭皮自己想辦法,也不會考慮向這些導師提問。我們害怕出錯,害怕自己無法合群。其三是教學的公式化。補習導師會宣稱,就連人文學科都有一套需要遵從的答題規則,就連人的情感都可以被公式化。試想像有一天,當翻開公開考試的試卷,第一道題不是讓你論證某個理論,而是提出該理論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可能,結果只怕慘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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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過一句話:「孩子都是獨特的,可是,那麼多平庸的成年人是從哪裡來的?」當被問起喜歡的書籍,多少學生卻只能說出教學課程內的指定讀物。新學制的通識教育科,我們讀保育,可是真正親身到過香港的古蹟,以自己的雙腳確實走過、感受過的學生有幾個?我們讀香港的政治制度,可是到年滿十八歲,真正參與投票的又有幾個?公開考試讓我們去了解哪些議題,我們便去學習那些議題,並且背誦和選擇更容易作答、得分的立場,卻欠缺本身的想法。這莫名地讓人聯想起「巴甫洛夫制約」,那是修讀生物科必然會讀到的一項實驗。實驗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狗在看見食物的時候,會自然而然刺激口水分泌。在進行實驗時,巴甫洛夫在每一次餵食前也會搖鈴。久而久之,單是聽到搖鈴的聲音,狗也會分泌口水,成為本能反應。你一直認為自己是學習實驗理論的人。直到有一天,你意識到自己是不知不覺參與了實驗的實驗體,於是你深刻地品嚐到當中的諷刺。

終於千辛萬苦擠進了大學,社會卻告訴我們一紙文憑終歸只是入場卷——沒有的話固然是「門都沒有」,但即使有,排隊的人也多著。在更多年輕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同時,教育程度卻沒能讓我們在勞動市場具備更多優勢。社會的流動性充滿限制,我們缺乏從事中產職業的機會,力爭上游卻無法到達一個更高的位置。很多時候我們的學位和最終從事的工作並不存在太直接的關係,但僱主卻都堅持一張非必要的文憑。因為文憑代表的並不僅是獲得了某種認知或技能,更顯示這個人已掌握了社會所要求的生存方式,例如是準時上班、完成指派工作、服從命令不會製造問題等。所以,每當大學生採取一些相較激進的手段表達訴求的時候,社會都會標榜學生「不好好唸書總在鬧事」。但他們不會反觀這些訴求正是好好讀通了書才會有。因為我們關心這個社會,因為我們能獨立地作出價值判斷,因為我們具備充分的道德勇氣,充分到一個地步讓我們甘願付諸那些吃力不討好的行動。但在香港社會,教育的終結等同馴化,而不是擁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見,所以我們成了「鬧事的壞學生」。當然,進大學只是一個理想化的假設。大學資助學位有限,每年多少考生最終只能報讀自資學位、副學士,或其他文憑課程。還未踏足社會便先背負了一筆巨額的學費貸款,升讀大學學士的機會卻仍然相當渺茫。歉疚自己給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自問並非不曾努力過、付出過,卻不知道自己可以怎麼辦、還能怎麼辦。結果到頭來,無論我們乖順服從地遵從規則走下去,或是倔强倨傲地想要為社會爭取更健全的制度,也不會引領我們到達一個比較理想的目的地。

可悲同時可笑的是,受著填鴨式教育的香港學生在國際考試或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都表現出色,於是我們的社會便死命地緊抓著這些所謂「理據」,不會反思一旦走出試場、宏觀長遠發展我們的莘莘學子便一無可取。香港的教育是扭曲的:幼稚園中學化,剛學會執筆的稚子竟已要上補習班;大學小學化,大學居然還辦家長日甚至附上回條。我們接受教育,卻成了「受過教育的文盲」(educated illiterate),太過不習慣自主思考,而終成不懂得,更遑論抱有自己的想法。從出生在這個地方的一刻,就被逼投身一場盡頭只有死胡同的掙扎。

於是,我們被訓練得很好,但我們不會說自己被教育得很好。從未真正了解「可能性」這個詞彙的我們,能夠渴望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改變教育制度並非一朝一夕的事,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開始著手:

一、學生應主動探索課程外的知識,多作課外閱讀。學校和教育局在制定課程的時候,亦不應設下太多限制。比起編排指定讀物,可以以定立探討的主題作代替,鼓勵開放式的學習內容。

二、報讀興趣班的抉擇,應由孩子主動提出,而非家長代為決定。並且,雖然多元學習固然可取,但亦應謹記興趣重質不重量,應集中拓展孩子真正感興趣的領域。

三、教育局應避免把人文學科公式化,評分的方式不應設立一套固定答案,而是以學生作答的整體水平評核。如此一來,亦能多少舒緩過激的補習風氣。

四、社會不應以公開考試的成績決定學生的前途。政府應多增設認授性高的技能課程,以給予年輕一代更多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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