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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30 — 人口政策應有的倫理面向

2017/4/23 — 10:00

《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報告封面

《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報告封面

香港政府為本地 2030 年後的長遠規劃發展開始研究及諮詢,是為《香港 2030+》。當中以增加土地供應為解決問題的萬能藥固然是錯,批判不斷興建大白象工程的聲音不絕於耳。民間亦有針對政府的人口和土地需求估算作出質疑。但我想在這兒指出的是,在提到資源分配及發展計劃的時候,我們甚少討論香港的價值精神面向或倫理問題,以至政府與民間團體或是所謂「大愛左膠」與「本土派」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資源匱乏是全球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人口與資源分配的關係千絲萬縷。近年歐美的極右派興起都是與外來人口增加及社會資源分配有關,美國人反墨西哥移民,歐洲人反對中亞難民,香港人反對新移民。最基本的論調是大量的外來人口增加會分薄現有社會資源,如醫院床位、奶粉、幼兒學位、公屋等等。此思維背後的邏輯極之簡單,就是資源有限,人口增加就必然導致原本的持分者利益被分薄。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在〈人口、資源與科學的意識形態〉就指出有關於人口與資源的討論就經常會墮入所謂「科學倫理中立」的問題,我們以為社會資源分配只是簡單的數字遊戲,但背後蘊含大量的政治倫理面向。

現今有關於人口過盛的憂慮都受到馬爾薩斯派 (Malthusian) 及後來的新馬爾薩斯 (Neo-Malthsian) 派別所影響。馬爾薩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因 1798 年所著的《人口論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而聞名。當中預視未來人類數量會以幾何級數上升,而糧食供應未能免追上而導致飢荒、戰爭等悲劇。這說法是為人口及經濟政策提供一個重要的基礎,簡單為人口和資源數量劃上直接的反比關係,同時確定政府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唯一決策機關。而馬爾薩斯派提倡人類需要透過晚婚或禁慾來減少人口增長。多年來,早已證實馬爾薩斯的人口算式過於誇張,而且二戰以來的科技發展令糧食供應高度提升,但他提出人口與資源的擔憂從未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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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馬爾薩斯派的建議當中隱含的倫理面向一直乏人問津。馬爾薩斯派的建議只針對低下階層,更指對付苦難和貧窮最好是甚麼都不要做。他們否定人口上升帶來勞動力和經濟增長的說法,認為經濟問題不在於勞動力不足,而在於需求不足。簡單而言就是上流人士才會為社會經濟帶來正面作用,下層勞工是社會的寄生蟲,隨時可被替換。這正正是右翼排外人士的想法,若果在數量上無法控制,他們會選擇輸入有錢的專材,而排拒難民和新移民。在此,人的價值只被化約為能為市場帶來甚麼的數字,評分以後分級再被配到相應的環境。貧窮的原因、階級的流動在此完全被忽視,平等和公義等價值亦沒有提及。

大衛哈維在他的文章中提議我們要重新審視一些觀念,如維生 (subsistence) 、匱乏 (scarcity) 與資源 (resources) ,以明白問題從來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市場邏輯之下,維生並不是絕對的,而是可以被創造的「需要」。因此,匱乏也因為需要的轉變而異。而資源則是可以因應科技和技術發展,提升效能而增量,不是一個固定數。當然,馬爾薩斯派所提出的人口過多而帶來的問題仍然會發生,但我們可以改變的就不只是人口數量。例如改變需要和目標或對於我們已經習慣之事物的觀點,聲稱世上人口過多而放棄治療,等於表示我們缺乏想像力、意志力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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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香港資源分配和發展的問題時,我們必先問自己心底裡秉持甚麼樣的精神價值?香港是否一個只可以接受有錢人的地方?若說減少了新移民就會減少土地供應需求或社會資源,那就是跌入了政府的陷阱,要讓我們忘了成為人應有的價值。

請在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向政府提交你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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