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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長生津的各種社會風險

2018/2/7 — 17:22

資料圖片:老人收集紙皮(政府圖片)

資料圖片:老人收集紙皮(政府圖片)

【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

今年6月,政府即將實施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合乎資格的長者,將可獲每月3485元的津貼,另外亦會補發由上年5月開始的金額,長者隨時一次過獲得過萬元,毫無疑問林鄭月娥及羅致光將會以此作為重要政績。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源於梁振英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當時政府已就退休保障向公眾進行兩次諮詢,結論均為多數市民支持全民退保,不過政府卻反其道而行,認爲退休保障方向,應集中資源幫助最有需要的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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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額長者生活津貼與全民養老金不同,沒有具體融資方案,所有開支均由政府單靠稅收承擔。對於將來的開支預算估算,羅致光曾指:

「在未計入任何長者生活津貼優化措施的基線情況下估算,以二○一七年價格計算,直至二○六四年的48年間政府每年在長者社會保障方面的平均經常開支約為468億元。而在計及優化長者生活津貼的措施後,每年平均經常開支將增加至約581億元,即平均每年增加約113億元。(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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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開支假若用於全民退保,其數額相當於在「民間2064方案」之上,額外再為僱員供款最少1.6%(註2),足以為全港長者提供3600元以上的免審查養老金。

結構性的財務風險

政府捨棄第一支柱,卻在零支柱上引入更多分層審查機制,不但沒有使貧窮率下降,反而會帶來了很多結構性風險。首先,政府在財務上增加開支的同時,並無考慮任何稅制改革開源,當經濟好景時,或許能維持計劃。但當經濟逆轉,將有更多人需依靠社會保障制度,此時政府收入及市民資產同步下降,會大大增加財政出現入不敷支的風險。政府常指責全民退保是「隨收隨支」難以持續,但他們現時推行的審查方案,不正正是典型的「隨收隨支」嗎?當官員用顯微鏡逐點細琢民間全民退保方案時,卻沒有用同樣的準則去審視自己的政策,沒有為財政可持續性進行不同狀況下的壓力測試,如此雙重標準,實在令人難以信服。

行政成本不菲

第二,架床疊屋的分級審查,帶來了很多隱性的行政成本,當中社福機構、社區組織及區議員耗費大量時間協助長者申請及處理個案,這些行政成本都沒有在社會福利署的行政開支中顯示出來。我們參考同樣需靠非政府組織協助受助人申請的關愛基金,其向各執行機構支付的金額(包括津貼額和行政費)為56億,關愛基金的行政費目標為津助額的5%,但行政費亦有超出限額的情況,有項目政費比例高達18%以上[1]。長者生活津貼的規模比關愛基金更大更廣,當中牽涉的額外行政費及時間可能比關愛基金更多。其實只要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現時社會保障用於申請、審查及覆核的行政成本就可以大大縮少。

道德風險難預測

第三,審查制度最難評估的是各項道德風險。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實施初期局方為求「催谷」申請人數,張建宗曾聲稱只要申請時「唔超標」,便合乎申請資格,當時已有輿論指政府帶頭鼓勵資產轉移[2]。政府今年下半年將推行所謂的「公共年金」計劃,據悉政府亦可能將購買年金的現金值列為豁免項目,這種做法勢必令申請長生津人數再額外增加,使到公共開支更失預算。而本來定位幫助中產人士減低投資風險的年金制度,其政策定位將更為模糊不清,令市民無所適從。

潛在的政治風險

最後上述各項財政風險及道德風險,將會加大整體的政治社會風險,例如政府當入不敷支時,可能會強行縮減原有所承諾的社會保障,這將大大衝擊社會穩定。2003年政府「一刀切」縮減綜援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而審查制度裡的道德風險,又會加劇社會分化,令不想依靠社會援助的長者更感不公。凡此種種問題,均是現任政府必須解決的問題,若只看眼前短期效果,漠視長遠規劃,到頭來只會付出更重的社會成本。民間團體孜孜不倦推動全民退保,其實正是針對政府現時只求優化多根支柱的不足。沒有社會保險性質的全民退休保障制度,香港必然會面對更大的社會風險。

 

註1:羅致光立法會發言,2017-7-6

註2:根據民間2064方案,就2016-2064年48年間,僱員2.5%供款平均每年168.2億

註3:關愛基金網站,2017-11-30

註4:明報,2017-4-26

註5:蘋果日報,2012-10-11

註6:政府新聞公告:,2012-10-14

 

另看:[1] 明報;[2] 蘋果日報;[3]政府新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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