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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末世預言書

2018/11/26 — 16:13

暴雨下的維港(資料圖片)

暴雨下的維港(資料圖片)

有人予以予希望,在2020年立法會選舉當中,民主派及自決派,可以拿到議會的優勢,我以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一, 中產。過往被認為是支持普世價值的中堅分子,然而,得悉中產為何可以維持住生活水準內在邏輯的人,應該可以洞悉,他們支持普世價值只是因為普世價值可以令他們得到功利主義社會中,最大的經濟利益,及最少的恐懼。問題是,他們在一次又一次對於民主派的期望,委託他們去改變不公義的分配制度的努力的願望,都被當下感受到的無能消弭了。而他們是帶有保守主義天性,他們只是僅僅想牢牢的掌握經濟優勢,而價值的考量並不是絕對及優先的,他們是願意犧牲下一代青少年作為自己生活質素的代價,只要不是自己的子女就可以了。隨著代表中央的王振民對於港人應該接受共產黨馬列主義的直接統治,及後國歌法的被迫需要表態,國安法及二十三條的實施,香港的中產一方面要在世界經濟將來,會迎來一次一次的崩盤中,致力求生,還要考慮他們在威權主義下的人身安全問題,首先,二十三條令他們的恐懼生起,與過往03年不同,他們不可能再用公民運動來改變現在獨裁而共黨,他們既保持生活品質,也免於囹圄及被肅清/肉身消滅,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向一切過往被認為是反對勢力的民主倡導者,甚至是他們私怨的仇敵,生意或職場的競爭對手,甚至是陌生人,因要自保而告發上述他們感覺到威脅的人群,向政權舉報這些叛黨叛國的份子,使異見者不是永遠取消公民政治權利,失去人身安全及自由,就是因叛國判牢,勞改,乃至是被判死刑,使這些人受到最大限度的鎮壓及屠殺,情況與蘇共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屠殺時期,將會一模一樣。同一時間,他們會更希望在黨國的經濟政策獲得更多的人脈,關係,金錢,貪瀆的機會,從商的機會,不假思索進入建制勢力,建制民粹社運及政黨的機會,以攀登更高的成就,機會,及生活品質。他們更願意去組成大大小小由黨中央建制指派的活動及民粹社運,來使他們減卻恐懼之餘,得到起碼的得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及安全感。

二, 移民的中產。移民的中產是幸運的,他們有了足夠的錢,可以離開威權體系內的血腥統治,然而,西方世界不歡迎移民的政策下,他們卻成為了第二等,甚至是不能體面生活的三等公民。在北美及澳洲,地產店舖都因為紅色資本的大舉入侵,抄至連當地人都不能消費的高位,使之不適宜創業。而悲哀的是,香港移民在以後的時間,不可能扳回這種財富的不均勢的形勢。他們可以使自已成為經濟上還過得去的人,就只有與海外中共滲透的機關合作。在一四年佔領運動期間,加拿大的華人媒體在接受中國大使館的指示,稱不可以報導有關雨傘運動的任何新聞,在刊登於報章,收音機的新聞,報導只有採取黨中央的說法,在佔領之後的一星期後,就有親共產黨華人社團組織起反佔領大遊行,乃至反對民主運動的本身。一種極端保守主義價值的反佔領運動產生了。他們有保護國家及香港經濟的陳腔濫調,並翻天覆地的出現於華人社會中。而這些運動,很大部份海外香港移民真誠相信建制社會願景,而投入到遠在美加的「自發」親中央反民主的建制社會運動中,成為在海外忠誠的中共代言人,成為搖旗吶喊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他們面對的處境,不外在乎與香港中產一樣,只是,他們面對既要面對因為西方信任右翼主義,對於他們在西方作為移民的不親善,加上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改變,由珍視民主自由到保守穩住既有生活方式。在美國西岸,很多華人若不是政治極為冷感,就是支持對移民親和的民主黨。前任的香港移民,洛杉磯前副市長陳紓樺(2016-2017)就是這種支持進步主義的產物。但近來這情況轉變了,西方世界對於就業問題,在作出分析時,他們選擇不去譴責自動化取代工作的現實,而是轉移至其他族裔移民身上。這對於移民海外的華人是一大威脅,另一方面,右翼華人為了保障其生活方式,更加擁抱願意當地保守主義團體,防止新的移民加入,特朗普選舉時,華人的出位及擁戴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有意思的是,他們轉向中國民族主義的陣營的原因,在他們受困於欠缺工作機會,面對內地移民的競爭,內地移民的抄賣使他們難以創業,中共在海外對僑民的派糖,以獲得忠誠,令他們接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這些移民去海外的香港人,卻各種中共給予的機會中分紅獲利,換取他們的忠誠,成為反民主人士,海外反香港民主的建制社運,會永無止盡的發生。在外港人會更積極去支持中央指示所宣傳的價值,來維持他們在海外希望攀越的社會地位,一方面,香港移民在外國可以有自論自由的保障,民主的權利,另一方面,香港移民支持中共建制的運動,又因這種種方便,而搞得更大,更具影響力,甚至對於香港內部具有影響力,他們成為香港人在海外的代表「香港仍然實施真真正正一國兩制」的堅定代言人。當下,西方只是以普世價值作為取得本國利益的工具,其實在功利主義的考量,是可以丟棄的。在外支持香港民主的華人,不是轉化作為為了中共分紅,積極支持建制中央的代理人,就是絕望的堅持民主等價值,他們的下場就必然是被同濟華社所排斥,被白人社會邊緣化,在工作市場沒有優勢,他們必然走向經濟,生活品質及信念的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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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年人。青年人一直被認為是民主派及自決派的最大選票來源。而在這七年當中,青年的範式轉移,由支持左翼自由主義,到支持本土派,乃至現在充滿無力感,可見範式轉移的的劇烈。在這樣多年來,民主派的論述都是反共抗共的前提,根據此作出種種政治行動。但是泛民欠缺針對青年民主公民教育,是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就算仍然存有所謂公民教育的青年機構,都欠缺組織性。或有甚者,這些機構不能給予同工平等的平台,使他們貝創見的意見,在團體中有份量而受重視。洪寶華因為大佬文化宣布退出民主黨和民主青年。而在政黨青年化的努力,民主派交出了非常拙劣的成績。具先見之名的莫嘉嫻,得知馮檢基退黨而離開主席崗位是為了未來參選,而辭去民協主席的職位,卻被嚴天生質疑她在2016年立法會九西選舉中令民協分裂。街工在2018年聲稱因為旺角勞工組的經費問題及成效問題,就此解除三名工運人士的職務,然而更糟的是,街工在天水圍經營有九年,具廣泛人脈的社區組織團隊,再一次因所謂的財困,而被解散,團隊幾日內就要求離職,甚至有成員願意以半職繼續留下組織街坊,也都不果,突然之間九年來對於社區組織的經營毀於一旦。事實上使很多人覺得痛心。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政黨,政治生態,公共政策對於青年的極不友善,無力感蓋過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很有可能因為考量社經地地位的提高,重拾對現實的掌控感,然而民主派並沒有提出一個可觀的,有遠見的,可以令青年即時得益的,可以讓青年參與的長遠青年政策,令青年轉移支持的對象 : 建制派。

這不是由來無矢的,早在十年前筆者接觸建制陣營時,就知道他們有資源,有計劃的,在各個聲譽良好的精英學校,青少年教會,建制派依指示建立看似中性的青少年活動中心,提拔他們成為建制黨工的新力軍,他們的活動隨了是社會服務,領袖培訓,更有論政的訓練,參與政策制定的過程,而青少年在當中可以獲得社交,充權,有能感,同濟的地位,甚至可以看得見他們付出的實際「改變」。而他們更會推薦任何有意上進者,提供在內地大學,甚至是香港大學的獎學金。而他們完成課程後,他們就可以成為忠實的黨工,而且有明朗的上升階梯。當下我們看見有一群熱心卻加入了建制黨工的青年,其實就是藉此階梯到了這個位置。青年商會也是建制積極培養建制青年,成為社會賢達的階梯。他們不但可以學到在內地必須要的人脈,打交道的手段,潛規則及貪瀆方式,而且還可以成為建制的代言人,提供內地政界的地位,而他們就可以忠誠成為黨中央的代理人。而在當下,我看見青年進入建制的門檻,只會更低,而青年進入泛民要犧牲的,要付出的成本,乃至是門檻,只會更高。中央非常清楚,在功利主義效益主義的社會下,能令青少年放下所有價值及道德準則,令他們成為具社會地位的人,給予更佳物質生活質素的遠景。這是過往訴諸價值觀下,永遠都不會得到的。建制相比起左翼的空洞口號 :「活出外於資本主義主流的,另一種生活方式」,或是「獲得知識,去反思世界,再投入行動,改變現狀」,建制更能滿足青少年向上流動的需要。左翼這種「要求自己內省,直接行動」的行動要求,只會令更多人感到改變現狀的生活形態的失落,口號及左翼行動只是中產富饒階級玩得起的遊戲,是藍血精英份子對於下層階級青年的嚴苛要求。比起中產富裕的精英青年,下層的,沒有經濟優勢的青年來說,他們更樂意沈浸於可以即時得到的,更好的生活品質,只要忠誠於建制及黨,在黨的保護傘下生活就可以得到他們在政治上,職涯上,金錢上,地位上的實際回報。雖然這樣,並不保證他們避免於未來的政治肅清,但起碼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可以在與建制合作,成為同盟,找到一種令自己生活安定的方式,並期待得到巨大的利益分紅。我們也可以從側面去了解青年保守化的傾向,最近二間小學接連發生涉及教師權益的勞資糾紛,而在民主派,他們的無所作為,作為也無所效益是大家都會見到。然重要的是,這些學校,都是建制/鄉事/中央聯絡辦公室/黨中央的勢力範圍,他們看中了青年在教育界難以上流的困境,委任他們成為學校的管理層或重要位置,而他們樂於在中上層位置,為建制學校及勢力辯護,壓迫同工,貪污瀆職,再者,現在政府對系統性的貪污大多不作為,由盛事基金到校本條例,他們都放任不理。他們貪污瀆職來壓迫同工的代價更低。而他們可以看見因為不擇手段而往上流動的機會增加,他們就樂於成為建制內的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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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青年不能向上流這種全球化形勢,青年樂於親建制,是極具吸引力的,寧以價值虛無主義或是價值相對主義,獲取物質名社經地位。長此下去,建制只要在不同專業中,都發展類似的上流階梯,並利誘他們成為積極的辯護士及投票者,其實就可以令他們整整幾輩青年人自願忠誠,投票於建制派。

四, 泛民主派。 在上述的的分析中,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建制在資源上,服務上,甚至諸如是少族裔的服務 : 雖然充滿了假惺惺的救濟及真正的種族主義,都比傳統所謂倡導民主的民主派,就算是十年前,都已經有了超前的,不可逆轉的優勢。而令到泛民主派可以繼續他們在中產的選票優勢,其實只是因為黨中央以難以想像的速度,深思熟慮的計劃,來取消一國兩制的實際操作,民眾對這種進程的絕對恐懼的反應。黨中央把二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及馬列主義分隔,卻把香港的法治,經濟乃至是言論思想自由,粗暴而獨裁地犧牲取消,把「香港市」置於馬黨計劃經濟,民族主義,國家安全及黨中央之絕對統治之中。對於邊陲發達地區赤裸裸的剝削,乃至於對匿入的自由思想者,異於馬列共產主義的異已者,予以剝奪公民權乃至生存權的狀況下,以往的恐懼是會改變成對無法掌控狀況的麻目,甚至因為上述因素,尤其是中產及低下階層天然的保守性,而改變成獨裁建制的擁護者,以求自保。成為貨真價實的道德虛無主義/相對主義/機會主義者。但是,泛民有個更深的問題,在未來十多年乃至幾十年,都沒有解決的。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其實是泛民主派可能爭取到青少年團結在民主派周圍的機會,在當中,泛民是可以有機會成為民眾的僕從,虛心聆聽民眾日欠的絕望感,及他們對於民主運動的想像,然而,他們沒有選擇去用聆聽的姿態去了解群眾,團結群眾,利用群眾一致抗共民主化的氣氛。卻再一次地,民主派以一種可悲的使命,把精英知識份子,派遣到人民中間啟蒙愚蠢人民的心態,接洽人民。更甚的是,泛民的政治人物,連民眾可能充權的能力都不信任,任由民眾的保守主義滋長。更有甚之,認定民眾的保守主義是無法委協的,是固守的,而採取放棄的態度。雖然中產近乎天性一樣的保守主義是很能使他們成為虛無主義/機會主義者,但是憑著威心而具有異見的人,為數不少,都可以主動與他們團結,肯定他們的努力,與自發群體聯合起來。但是雨傘後泛民的取態,卻令很多雨傘團體被動的等待,像等待果陀式的等待。一旦遇上稍為具進步主義的民眾,卻像敵人一樣全力否定及敵視。似乎直到讀者看到此文的當下,民主派的人都不可能知道民眾為何離開他們,為何不信任他們。當然,民主派在議會的弱勢,或是在很多次在議會不能作為,無可作為,都是他們處於弱勢,被功利主義/保守主義/效益主義意識形態的中下層群眾所不滿,是一些中產離開的原因,繼而離開的原因。最大的問題仍然是,他們不願意接受來自低層群眾,他們可能教育程度不及,或是出於一種天真的正義感,或是對於泛民代表進步迷思的信仰者。然而,就現在各個泛民政黨青年一代,不論是政黨擔任主席的人,或是政黨年青一代的離開,或是青年退黨潮,或是對於中國香港民主進程興趣缺缺到了否定,或是在選舉時被黨取消選舉機會的青年人,或是為了實現理想自以為與政黨理想相近,卻最終被離棄的人們。都顯示了所謂實施民主主義的政黨中,都存在著各種各樣多年以來國人的積習,甚至與共產黨的問題極為相似。派別主義,精力浪費在黨內不同信仰者的鬥爭引致無法有所作為,少數領袖為了自己在黨及社經的地位把人排濟出去,黨工欠缺地位及存在感,黨員不被信任甚至是以敵人來看待,或是被視為是政治工具,不透明的帳目及管理程序,對於同濟政黨的潛在敵視這些競爭者,紀律鬆散,意志懶散,短視,因崇拜精英及光環主義而漠視付出過的黨工,對非自己人的排濟,專業結黨的排他性,保守性,機會主義,高高在上的姿態,對盟友沒有止盡的指責,對一般市民有著精英主義的隔離,對於民族主義及漢族中心主義的不敏感,不認知,不反思,非常依賴大財團的恩澤,對於一般市民的黨民主參與的反對,小圈子,對於機構的發展沒有任何想像,不去轉型至服務型乃至社會福利型的的服務團體,泛民社區充權團體的作秀及無作為,被動而官僚,因為分裂及不花心機培養而欠缺具使命,有尊嚴薪資的,有信仰,有行動及創造力的黨工,在黨內創意被保守人士否定,依賴與基層生活沒有直接關係的理想意識形態,操守紀律及利益衝突問題不為黨核心重視整治,依賴派別明星而希望落空,不願意承認錯誤反而以為自曝其短,充滿對持不同已見黨友是否是內奸的,國民黨式的陰謀思想,對於政治冷感及不關心者作出對受害者的斥罵敵視等等。都令泛民步步進入了不可回頭的絕境。 而在十多年前,這些事已經在檯面上浮現於民眾前,但是,隨著五區公投,雨傘運動,支聯會國內民主運動乏人問津,政黨一次一次分裂,自決派被圍剿而黨保守勢力維持相當的距離及對自決派的存留抱非常悲觀消極的態度,精英政治對於平民政治由不信任到敵視。取一個例子,許智峰,他們對於不公的敏感,作出了激烈的反應,民主黨黨團不加支持,林子健事件,起初就有了黨內大佬的支持,但是之後傳媒流出一些未經細緻研究的片段,警方未展示他們所謂他「作出不實指控」的證據之下,黨立即與他切割。區諾軒作為民陣前召集人,也在民主黨內希望改變比較保守的氣氛,希望既留在黨內也可以進行左翼的抗爭及倡議,卻被拒絕而離開。凡此種種,都沒有辦法可以令民主派走向一個具創造力,想像力,團結,開放,對平民同理理解,謙卑,聆聽,對民眾具吸引力,使對建制具競爭力的狀態。如果問題能力及早正視,不會令泛民處於絕對弱勢,民眾因審謬疲勞而引致政治冷感,甚至市民乃至年青一代對建制抱有好感,而積極的投入其中,出賣靈魂,以獲得最大的社經利益。

五,自決派及社運。自決派是新興的政治勢力,然後所面對的困難比泛民的更多,更為複雜。自決派仍然需要更多時間才可以被市民了解,他們社運式的作風,及考量這些有可能與基層民眾,在語境上,在理念上有距離。社運/理念先行,對於中下階層的吸引力,非常小。而往往市民都是利益,效益主義導向的,這是殖民地留下來的一個重大遺產,中產基層的犬儒主義及貽惰。而泛民主派,起碼是老一代的泛民,出於不知道他們的興起的意義,或是因為一些事,例如他們對八九民運的取態,感到懷疑及厭惡。傳統泛民住擁了幾十年因為精美主義及時間優勢而來的資本,他們對於新興勢力的不安可能是自然的 : 他們是異已的競爭對手,或是他們的閃爍的道德光環,可以為自己所利用,最後排斥他們。而我們當下所見的泛民及自決派的不團結,就是他們利益考量的結果。他們沒有打算在民主派的光諳下,加上不同的聲音的理念,也不想了解他們的嘗試,不論他們的嘗試,有很多人不了解,泛民的人也看他們是多異端。但是,來自於社運的他們,社運的邏輯始終沒有改變,他們仍然會因為光環而以為自已與基習大眾有與別不同之訖,他們會搞大大小小的小圈子,不論是以「嘗試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名」,還是他們「識於微時」,他們擁有一堆遲來參與者不懂得的語言及交情,更甚的是,一般有志於在社運工作的普通人,都不可能是全職的社運人,而社運希望想令大眾參與的政策研究,檔案研究,於時間上,都不是一個有工作的人所能承受的,更何況因為社運小圈子的操作方式,令大多數主動的人,如同排斥性行業求職的人一樣,都被排除過去,而對其他青年來說,這些議程或結構分析絕不比當下的人口結構急遽轉變更能使人關注 : 150新來港人士的居留權,中國人移民香港政策的落失,中港融合香港要付出的金錢,生活方式的衝突,資源剝奪,容忍新來港人士卻不知道他們是中共建制陣營的別動隊,都是泛民左翼視而不目,不願意承認,不願意討論的。泛民左翼對於當下所見的感性反映都是冷淡而漠視的。社運界卻很少安撫這種情緒反應,卻大叫包容乃大的輕妄口號。在美國,這種左傾進步主義,已經存在十多年了。當下,青年人,女權主義分子,或是antifa,他們的暴力,不擇手段的行為,令人非常厭煩的行為,都令過往很多信仰左翼的底層,勞工,窮人搖擺,支持另類右翼,試圖籍著右翼的排他,保守價值,對資本主義放寬,獲得過去中產生活方式。在香港,同樣在自由主義左翼狂飆的世界大勢,社運這都做成經意的,不經意的排斥他們,或是他人說的「圍爐取暖,自說自話」,卻又責備沒有參與或在生活困窘下沒有法參與的人的積極性。而在這些場合被排斥的青年,他們如果沒有放下改變社會的決心,就成為了獨立派或是城邦派,這些保守主義的陣營中去。他們是帶著對過往社運的排斥傷痛及社運的不憤,轉化成保守主義陣營的瘧份子。然而,更糟的是,他們離開了,去追求異樣的意識形態,都會繼續被左翼社運份子批判,或是過份地被左翼「要求誠心懺悔」,被指責為是「分裂運動」 : 僅僅是因為他們的行動及理念是異已的,卻具有影響力,並且是不能被社運精英所指揮掌控。而本土派當下的處境,不論被政權剝奪,失去議席,影響力及人群。本土派在暴動之後的人,沒有人給予同情,如周棄犬,他們的憤怒就愈大,愈來愈能自圓其說了。相對的,左翼社運人士,因為傳媒的吹棒,社運圈的力量,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表彰。本土派的入獄者,不但被自由主義左翼冷待及指責,並失去了支援。沒有前途的本土派,相比社運精英,他們發起平民政治,真誠的,以他們認為可以採取的方式,以行動希望帶來改變。到頭來,沒有任何人去關心他們的處境。泛民的同情者 : 很多都是出身於中產,把目光,放在傳媒不厭其煩的宣傳的,那些,社運者的純潔愛情,參選的勇氣,參與社運的犧牲,學術上的優渥,中產父母的自豪,報刊中的照片中,女社運人士被捧為「女神」之偶像形像。種種的文化呈現,都表示這些社運精英具有比一般愚昧大眾,具有更強的洞悉力,更精明,更聰明,更有公民德性,形象更討好,更有智慧,更具啟蒙的資格。社運者在獄中被崇拜,他們理念被宣傳,獄中的家書被朗誦。這些舉動,使大眾認同,同情及支持,作為他們將來從政的政治資本,道德感召,及日後人們崇拜的動機。但是,在這種商業邏輯之下,他們的公私生活,都被娛樂化及光環化,卻是落在泛民舊有的,令人不齒的邏輯之中打轉嗎 ? 這樣,成了名人的他們,如何可以吸納更多出身基層的青年 ? 出身基層的青年都未必懂得社運者的語言(知識資本),或是出身基層的青年沒有那種「識於微時」的情份及緣份,沒有任何機會靠際遇走入社運團體的中心。這只會讓更多看重效益主義的,出身基層的青年朋友,或多或少的放棄,成為陌路人,而投向犬儒之路。

而在今年三月的姚松炎選舉,自決派團隊的選舉策略完全是不明所以,九西的居民組成部份都是學歷不高的基層,而他們卻選擇以議題為綱領,政治制度改革的宣傳對於他們當下感受到的困窘,基本上既無助益,也無感受,以為沒有設計過的樸素橫額可以觸動人心,更糟糕的是,他們的團隊具自信的認為,他們的團隊不太需要與其他泛民政黨合作,而其他泛民政黨即使動員非常多的資源,卻動不了空降到九西的姚,與熟悉地區的泛民黨友一起面見街坊,探訪街坊,令市民知道他是泛民的一份子。長者識字率低,對複雜的政治操作有限,只能面見侯選人親身面談才可能給予認識及信心,他們關心的是如何即時可以使他們離開困窘絕望的方案。這是一大失敗。然而,在李卓人之後的選舉工程中,雖然和姚不同,非常願意與泛民政黨人士一起動員,但是,即使所有泛民有聲望的人一起搖旗吶喊,在選舉策略上仍然採取箕姚無異的路線,沒有改變,選民就欠缺動機。加上馮檢基指泛民沒有合理制度推出侯選者的失實指控 : 馮檢基曾稱劉小麗參選,自己便不會參選,即然他尊重了劉小麗意願,他也沒有提出箕小麗初選,他就沒有理由要求PLAN B初選,如今他是背棄承諾。甚至不惜令民協分裂,時任民協黨員的民協麗閣社區主任李炯,竟然租予馮檢基麗閣居民中心作出外於民協凡選舉工程。民協卻沒有開設任何紀律聆訊,採取程序訓導黨員,卻在之後凍結他黨籍就罷。可見民主派本身都未能建立西方民主憲政規範的政黨紀律,黨員素養及民主決策。然而,最惡劣的後果,不但是民主派的分散票源可能令李卓人作為泛民落選的失敗,更甚的是讓大家知道民主派很多年來都不善於磨合,卻暴露非常多的衝突及利益糾葛,民眾不會對這樣的陣營有信心。

六,寄生於自決派的左翼組織。我在這裡不得不扶一些香港近年躍起的左翼組織。他們以左翼之名,以自決理念之名,以啟蒙愚昧大眾之名,滲入了自決派的大小角落,過往他們在泛民,已經因為其激進,盲目的逕妄的理想主意,被排拒在外。這些托洛斯基 – 馬恩列寧主義者,「工人國際委員會 - 社會主義行動」,「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Ernest Mandel 派) - 先驅社」,在雨傘運動之前,就已經想在社運中生根,而且以寄生的方式,在運動中,找尋支持者,但是,沒有雨傘運動的動員,及2016年自決派的狀大,他們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在16年自決派大勝之後,他們這些號稱自由左翼,民主自決的人,已經在不同的自決派團體中,每每在不同場合及角落中出現〝到了無所不在的地步。這些托托洛斯基 – 馬恩列寧主義者,或是他們認為沒有覺悟,被愚昧氛圍蒙蔽的愚民,稱為「老師」「導師」。如同過往共運當中的「偉大導師」,他們被尊崇,他們去指導,然而這些理想主義,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些理想主義都是機會主義,及不擇手段的產物。沒有理由相信,他們在得勢之後,在自決派壯大了之後,不會不擇手段地抗壓異已的自由主義者及保守主義者,也有理由相信,他們對基層及中產的鄙視。這些寄生在自決派的馬列共產左翼,可能會暫時的,可以利用自決派,視為暫時的同盟者,然而,當他們得勢,馬列共運人士獲得更大權力後,立時轉變,與自由主義左翼成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於異於他們,被認為在建立共產主義—馬列式的美好共產主義世界—的阻礙者,反動者,加以肅清屠殺。這些野心家,權謀家,陰謀家,初時會以貌似誠懇的,聆聽民眾的,溫和至甚的面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大眾不予以提防,也認為他們是溫和而進步的。但是,當他們得勢的時候,他們的獨裁及暴政,正如為了理想世界建立契卡屠殺機器的列寧一樣,都會開啟針對反動的知識份子的,不同情革命的,不了解革命意義的,在社會低層而沒有參與革命的,宗教信仰者,及一切不是「識於微時」而「遲到/沒有參與革命進程的」反動者,進行淨化 : 即是肅清及屠殺。就像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激進知識分子擁抱的不是口中所說的理想主義,而是奴役了革命者的思想觀念的,絕對的虛無主義。他們依據的行動取向,是來自於思想觀念,他們永遠比現實存在的個人境況更為真實。最緋,野心陰謀家利用他人,犧牲他人的生命,以換取政權的更替,旨在通過推翻暴政,實現這些理念 : 打破世界的秩序,去除新世界不需要的人口,而建立新人類,新世界。

看見如此種種在政治,社運的隱患,致使的倒退及不可挽回的局面,我對香港的未來是極其悲觀的。 上面的幾點分析,都是個人在半年內所見而作出的個人意見,可以用予參考,事實的可信性需要留待大家認清辯論,甚至是深切反思。如果民主派仍然活在一種沒有議會議題可打,就活在失敗的情緒,泛民及社運青年與地區溝通理解有限甚至斷絕,掌握不到保守市民的語言及邏輯。我們可以預見,民主運動會走到史上最低潮,乃至難以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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