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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just the Consent, smarties!

2019/3/27 — 13:46

資料圖片,來源:Witwiccan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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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文宗】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屬下性罪行檢討小組分別在 2016 年及 2018 年發表了〈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下簡稱〈2016 文件〉)及〈雜項性罪行諮詢文件〉(下簡稱〈2018 文件〉)。小組最吸晴的建議可說是對精神/心理病患者增加保障、屍交刑事化及改立動物性交罪。

在性慾政治機器中,「傷健人士是否可以及應被視為有同等理性地同意進行性行為的公民?」總是硬問題。這問題在精神/心理病患者的情況尤明顯尖銳。(Nussbaum 2008: 112, 113)如果精神/心理病患者無法給予有效同意,那,按羅爾斯公義理論,她/他們便不能達成與他人互動的社會合同。羅爾斯又認為涉及傷健人士的公義問題可留待社會公義基本完成後才處理(Nussbaum 2008: 125;詳見 Rawls 1996)— 但,為何要延後處理明顯弱勢的公義問題呢?這是不是歧視?努斯鮑姆(Nussbaum)曾建議社會應為殘疾人士聘用照顧者;(Nussbaum 2008: 155)然,正如〈2016 文件〉指出照顧者傷害殘疾人士的個案其實並不少見。(段 10.41 至10.52;亦請照 「How can we addres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y?」)即使照顧者全心全意毫無問題,難道甲與乙情到濃時,要(互相)急尋照顧者詢拿同意?〈2016 報告〉建議設立新刑事罪行,禁止他人誘使、威脋及欺騙精神/心理病患者發生性行為。(建議 23)但,這是否意旨非精神/心理病患者便不會被誘使、威脋及欺騙發生性行為?小組是否曲線承認在性慾政治機器中,精神/心理病患者與非精神/心理病患者的處境無異無別呢?精神/心理病光譜闊且廣,要肯定一人在一特定時刻是否受新建議的刑事罪行保護管制,根本就難中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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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心理病特殊處在於不一定會戲劇性突發,情況可以反覆,時好時壞;由於醫療技術日進萬里,由初患至嚴重的過程可以延長許多。這又與死亡「現代化」論述接近:由臨終至最終死亡的過程比以往都長(意外突發除外)。(寗應斌 2017: 23)死亡現代化既減低死亡對日常生活(尤其情緒)的突然衝擊,又減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活動的影響。〈2018 文件〉建議將屍交行為絕對刑事化,(建議 5)更進一步把死亡/死者與在世人完全隔離,不能糾纏 — 背後原因直接:法律把人與人的身體接觸約化為合同,死者當然無法同意死後(性)行為。同理,在香港,個人不一定可決定自己屍體能否避免解剖,(《死因裁判官條例》)又不可獨自決定腦幹死亡後捐贈器官 —人死後,屍體擁有權(Possession)便屬家人;(Williams 對 Williams(1882)Ch D, Vol XX 659)所以,器官捐贈除死者生前同意外,也需家人同意。在這脈絡裡,〈2018 文件〉的建議絕對合理。然,這又顯示身體合同化及死亡現代化的極限矛盾 — 個人生前可藉遺囑表明希望如何處理自己財產及屍體,(請注意:屍體並沒有物權 Property Right)而遺產執行人又須尊重並落實;那,死者又為何不能生前(藉遺囑)明確同意她/他屍體與其他人(如親密伴侶)性交?

由同意角度再分析動物性交罪。此罪行也是由〈最後報告〉建議成立的。(建議 4)何春蕤認為動物性交罪背後原因就是人類中心主義。(2006: 385)誠如努斯鮑姆寫道:「一旦我們瞭解到正義的重點,在於確保各種不同種類的生命,都能享受有尊嚴的生活,那麼人類為什麼不能制訂一些原則,將人類以外動物包含在內,成為日後牠們將會挑選的這些原則的受惠對象?」(Nussbaum 2008: 401)因此,與人人性行為一樣,人與動物性交,也需雙方同意;但動物如死人/未成年人,(洪凌 2017: 121)無法明確同意與人發生性行為,所以,人與動物性交猶如強姦,必屬犯罪。可是,同意與否,人類依然閹割動物;難道人類閹割動物前有要求牠們同意?閹割的傷害又真比強姦動物輕微,所以不用刑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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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華山的〈同志神學〉為分析屍交和動物性交刑事化提供另一角度。他指出(傳統)基督教十分尊重自然,自然對她/他們而言就是生育;在那時代,醫療技術沒今天先進,性交是唯一引至懷孕的方法。故此,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例如,手淫、同性性交)就是違反自然。(周華山 1994: 53-54)在這論述中成長的歐美法律系統當然也將同性性交一度刑事化。循此邏輯,屍交和動物性交是否都因為涉及非自然生育的性行為因而就刑事化呢?

法律不會是一切,so on and so on

近代歐美及香港法律一直按康德的假設發展:人類貴在理性、自律;(韓振江2014: 86)所以,人類可以約定可以立法,藉此約束人類無盡多變慾望(如欺壓弱勢、動物戀和屍體交等)。(Nussbaum 2008: 148)然而,拉康(Lacan)卻指出:法律威權來自禁止某種事情出現發生,因而製造了(違法)快感,根本就是製造欠缺根本就是慾望的源頭。那,立法禁止動物戀、屍交是否反而建構加強當中慾望?

由於主宰能指(Master Signifier)眾多且不停變更,法律既自相矛盾,又開始與常理現實脫軌(就如以上例子及推論),人類自然會體驗(被迫)遵守法律芾帶來的荒謬矛盾,自當會反抗挑戰現存法律(如立新法、犯罪等)。法律若要(暫時)穩定運作順暢,簡單而一直(似乎)行之有效的就是依靠創造幻象意識(Fantasy)(Žižek 2014: 184) -- 讓進入符號界的人類以為法律機器可以有效保障人人/傷健平等、尊重人類生命(包括終結以後)、推己及非人生命(昆虫可能除外);可惜,正如齊澤克(Žižek)所指,反抗主宰能指的行動(Act)正是往往來自幻象意識的灰色例外:(劉世衡 2011: 119)如果身體接觸(包括人類生命體與非人類生命體之間的親䁥)合法與否只可純依靠眾生一面的理性同意及「性行為是否就是生育?」兩所謂至高無上法理原則,那麼以上對建議的種種新增「保障」及罪行的邏輯詰問就正正顯示這幻象意識迷思的極限及無能。

必須立即宣示:我絕對尊重傷健及死亡,也不慾望動物;亦明白將身體視作私產是當代防侵犯法律的基石基礎。但,我們無可避免須應面對自身理論弱點和幻象破綻,反省反問「立法真正目的是甚麼?」「法律設計可否達至該目的?」。最後及最痛的問題當然是:「我們是否錯建了法律?」,又或「法律是否錯建了我們?」

 

延伸閱讀:
周華山(1994)同志神學 (香港:次文化堂)。
洪凌(2017)「愛的圈養:晚近臺灣社會『毛小孩主義』的興起」 應用社會倫理評論 62: 115-143。
劉世衡(2011)難以擺脫的幻象纏繞 — 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 (北京︰智慧財產權)。
甯應斌(2017)現代性(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韓振江(2009)齊澤克意識形態理論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Nussbaum, Martha(2008)正義的界限 (台北:國立編譯館)。
Rawls, John (1993)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Žižek, Slavoj (2014) The Universal Exception (London: Bloom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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