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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呂麗瑤站出來後,公眾在問什麼問題?關注團體和律師怎回應?

2017/12/1 — 19:32

港隊跨欄運動員 呂麗瑤 在社交平台公開被前教練性侵(Facebook圖片)

港隊跨欄運動員 呂麗瑤 在社交平台公開被前教練性侵(Facebook圖片)

有「香港欄后」之稱的跨欄運動員呂麗瑤,11月30日凌晨在FB撰文,公開自已十四、五歲時被前任教練性侵的經歷,並指自己的剖白是為了喚起公眾對兒童性侵犯的關注。此一事件迅速成為全港焦點,在一開始體壇、官員、議員等一面倒表態支持呂麗瑤的勇敢行為後,網絡上亦出現不少言論,質疑呂麗瑤為何十年後才說出經歷,又批評她婉拒報警的做法,認為是對被指控者不公。

事隔多年才說出被性侵經歷的,不止呂麗瑤一人,為何不少受害人不會即時出聲或報警?案件會否因證據消失,而難以入罪?而受害人在報警後,面對的又是什麼?不報警,又會否對被指控者造成不公、「未審先判」?關注團體和律師,會怎樣回應這些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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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性侵受害人時隔多年才說出經歷?

A:護苗基金高級教育主任楊文慧在商台節目提出,在呂麗瑤的個案,侵犯者是教練,這是特別情況。運動員通常很信任他們的教練,有的地方可能實行師徒制,令教練成為對運動員而言十分重要的親密角色。因此,來自教練的傷害,對運動員而言就顯得更加巨大。而且想到日後還要接受訓練,運動員更加不敢對教練言行說不。香港社會很傳統,師徒關係,令人覺得老師、教練是權威,因此對受害人而言,更加難以啟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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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文慧表示,受害人常常會怪責自己,並且擔心外人是否相信她/他的遭遇。小朋友對父母說出來,可能父母都未必相信,令受害人更加受傷。對於女性而言,性侵還為她們帶來一種羞恥感。

風雨蘭總幹事王秀容就表示,性侵是一個權力的問題。教練相對運動員,更有權力,令運動員接受被性侵。如果是這樣的關係,將心比己,其實我們自己都未必夠膽出聲。而且好多受害人不想家人心痛,於是寧願啞忍。不少受害人還會認為,不再舊事重提,就可以忘記此事。

王秀容強調,呂麗瑤已經做了她要做的事,而大家要了解被侵犯者的心理狀況。


Q:當父母了解到孩子被性侵時,應該如何應對?

A:楊文慧表示,父母與小朋友的關係和信任很重要。父母要令小朋友知道,無論她們說什麼,爸爸媽媽都會信她們、支持和保護她們。父母亦要冷靜對待事件。通常父母會感到好震驚,亦會感到懷疑,但當刻無論如何心痛,都一定要冷靜,要表現出,父母是站在小朋友那邊。

王秀容就認為,有時父母可能覺得,小朋友被性侵是父母的錯,沒能好好看管,於是開始禁止小朋友出街,但這樣會適得其反。


Q:性侵受害人報警後,會面對什麼二次傷害?

A:根據洪雪蓮教授2011年發表的「性暴力幸存者的求助經驗研究:社區回應與二度創傷」研究報告中指出,性侵倖存者面對一系列的司法程序二次傷害,包括落口供、等待律政署判定個案是否可以上庭、庭上複述創傷經歷、在沒有遮擋下面對公眾、施害者最終無法入罪等等。

在2016年8月實施《事務指引9.3及9.4》之前,性侵受害人申請法庭屏風以遮擋公眾視線的比率很低,從2013到2016年,司法機構處理的967宗性罪行案中,控方只就其中48宗申請屏障,有4宗被法庭拒絕。

而現時的《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79B條,只有三類證人可用視像錄影作供:兒童,精神缺損人士,受恐懼的證人。性暴力受害人,並無特別被列出。這導致性侵受害人無法申請視像錄影作供。經過婦女團體及法律學者多年奔走,今年律政司終於參考學者張達明意見,以《2017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 條例草案》提出對《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的擬議修訂,目前已在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


Q:性罪行案件有沒有追溯期?

A:黃瑞紅大律師表示,在香港,任何刑事案件都沒有追溯限期。


Q:事隔多年才揭發性侵事件,如果報警,是否難以入罪?

A:黃瑞紅大律師解釋,首先「事隔多年」才報案,法庭對此是理解的。小朋友面對性侵,未必這麼容易反應到,尤其是熟人侵犯。事隔多年才報案未必是不入罪的因素。

亦不會因為證據隨時間已經消失,而不能入罪。這類個案,最強的證據就是受害人本身。性侵對他們而言,是深刻的傷害,他們給出的證供是很堅實、很具體的,即使相隔多年,他們都無法忘記。我們自己未必記得五年前發生的事,但性侵事件,對於受害人,深刻到像烙印一般。這類性侵案件要入罪,最依靠的是受害人自己的口供。

相比起其他類型案件,性侵案件不需要凶器,並且通常都在隱蔽場合發生,因此時間間隔長,並不會對入罪與否產生太大影響。


Q:受害人不報警,是否對被指控者不公平?造成輿論「未審先判」?

A:大律師黃瑞紅大律師認為,從來選擇報警的受害人,都是少數。是否報警,在性侵個案裏,是會有特別的考慮的。她會將性侵類比到「torture」(酷刑)類型的案件,因牽涉的傷害巨大,不止身體,還有心理。而受害人上庭,是需要將整個受創過程,面對所有人再次仔細講出來。這個過程,對性侵受害人,是極度傷害,有的人可能原本已經恢復得不錯,經過上庭,康復過程又再延長。所以首先大家要了解這個特殊的情況。

黃瑞紅續指,第二,在性侵受害人立場,法律只是其中一種處理傷痛的方法。以法律途徑,對侵害者作出判決,可能有機會獲得某種程度的正義。然而這個過程中,性侵受害者都要付出一些犧牲,例如剛才所說,要複述被害過程,造成二次心理創傷。而如果選擇不報警,其實受害人自己又有另一種犧牲,就是沒法以法律方式將侵害者入罪,受害人失去的是這部分的公義。因此,兩種方式,其實受害人都會作出犧牲,只是犧牲的東西不同。

而現時網上對懷疑侵害者的批評與討論,黃瑞紅不贊成這是「未審先判」。因為「未審先判」是講法律上的意義,只有在法庭上講的。而大家網上討論,並不會具有法律效力,不會將懷疑侵害者鎖起來、判監。法庭因為有權力,所以要有公平審訊。但大家在網上的討論,都是各自有不同意見,並沒有任何權力。她也認為未達到「道德審判」的程度,社會並沒有去到要將疑人行私刑的地步。她認為現在的討論,是正常社會對性侵事件會作出的情緒反應。

至於被懷疑為侵害者的教練,是否可以反告呂麗瑤誹謗?黃瑞紅指,呂麗瑤在聲明中根本沒有提及侵害者是誰。


Q:現時體育界機構有沒有設立性侵防範及處理機制?

A:平機會在2015年5月公布《性騷擾 — 體育界問卷調查》報告,顯示近九成作出回應的體育總會沒有制訂反性騷擾政策。

報告指,57間作出回應的體育總會中,只有7間表示已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另外50間則表示沒有。而該50間體育總會被問及有否計劃制定相關政策時,只有8間表示會考慮,餘下表示不會制定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員工沒有受過制定相關政策聲明的訓練」及「沒有制定反性騷擾政策聲明的迫切性」。

除了缺乏政策外,報告亦指,有26間體育總會表示沒有採取任何防止性騷擾的措施。約6成體育總會沒有書面的反性騷擾政策、或向教練提供反性騷擾的操守守則。至於表示有採取防範措施的體育總會,最常見的措施,僅是要求準教練確認沒有性罪行刑事定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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