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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蘇永舜回憶錄《球場不平》  也在讀現代中國的民族悲劇

2016/5/26 — 17:43

運動公社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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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個人的經驗總無法抽離於社會的宏觀變化,但不少有關運動員的自傳或者傳記都鮮有將主角的生命和社會脈博緊緊扣連起來,這或許是我一向對自傳/傳記沒有太大興趣的原因。不知道是因為中國人的民族苦難太多,或者是因為蘇永舜的功力,這本二零零零年由長春出版社的《球場不平:我的足球生涯》卻可以一邊講述自己的足球生涯,一邊將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大陸巨變告訴讀者。這實在是一本難得的運動員回憶錄。

蘇永舜有能力寫一本出色的回憶錄,其實不叫人意外。五十年代初,他就是廣州中山大學的大學生。但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他被徵召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參加一個國際大學生運動會,於是到了天津報到。參加運動會的事最後沒有下文,身在天津的他則被調入中央體訓班的足球隊。但其實蘇永舜還是想回穗讀書,卻被告知要「服從國家的需要」,留在北方踢球直至1960年才被調回廣州任教練。

一九五四年,中共曾派出過足球員到當時的足球王國匈牙利受訓。他們就是來自中央體訓班的。但蘇永舜不在名單之中。他不知道為甚麼未能被選中,只能猜測是他的背景問題。蘇永舜的祖父和父親都有在南美工作的經歷,之後再回鄉買地,父親又曾在穗營商。四九年前後,他兩個兄弟和父親都離開了大陸。這樣的背景,令他在土改時被評為「華僑地主」。背景不夠根正苗紅,更令他在一九六五年的第二屆全運會失去了兵權。廣東隊當年是在蘇永舜麾下得到出線決賽週資格的。但由於領導認為「全運會廣東足球隊的教練應該是一位共產黨員」,於是他就無法名正言順帶隊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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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出身帶來的問題,蘇永舜在書中亦不時透露當年國內的政治宣傳和政治高氣壓是甚麼一回事。蘇聯在五十年代還被視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為了準備接受蘇聯教練的訓練,蘇永舜和隊友當年都要學俄語。但他過境蘇聯時就有當地人告訴他蘇聯「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他在阿爾巴尼亞看過該國主場對蘇聯的籃球賽,竟見到蘇聯球員「以技欺人,耍弄對手」。這情況令蘇永舜甚感意外,因為「以前我們僅僅是聽說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球員才會這樣恃技欺人,侮辱對手」。同樣在五十年代,球隊出國訪問途徑雅典機場時,隊員見到商店「美侖美奐的精品」都只是「無聲地看」,因為「誰都不敢愚蠢到公開贊美那些吸引自己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物品。」

這種封閉的氣氛和體制也窒礙了中國足球的進步。一九七三年蘇永舜重執廣東隊教鞭時,他想辦法提升球隊的水平,但國內卻只有蘇聯的材料可供參考。後來他無意中見到了隊員禢潔球(球仔)有一本「當時不敢在公開場合閱讀的」《英國足球》雜誌。雜誌原來是球仔的家人由香港帶回穗的。後來這些雜誌成為了蘇永舜引進新思維到廣東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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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家人的政治成分差,蘇永舜在文革期間不可能沒事。一九六八年,他被送到五七幹校。到一九七二年底五七幹校撤銷時,他本是被分配到雲浮一間硫鐵廠去。但他寧願留在英德山區的五七幹校甚至回鄉務農都不願去雲浮,因為「害怕我複雜的海外關係及保留下來比工人高出一截的工資,有朝一日給我招來殺身之禍……在出身背景幾乎全是工農的環境之中,任何政治運動一來,我都很容易成為”靶子”」。

最後蘇永舜沒有到雲浮,也沒有回鄉。因為廣東省體委決定「借調」他回廣州帶領廣東隊。正是這個借調的決定,令蘇永舜可以返回廣州和妻兒團聚。文革後期,雖然國內的競技運動恢復了有系統的運作,但足球也不可能擺脫文革的氣氛。一九七五年全運會足球賽分組賽,廣東對北京只是小組首兩名的名次之爭,因為兩隊都已奪得四強參賽資格。蘇永舜原想故意爭第二,選擇八一為四強的對手。但這建議卻被廣東隊代表團的領導斥為「弄虛作假、愚弄球迷、欺騙群眾」。這樣的罪名,只是「借調」回省隊的蘇永舜當然受不起。得悉領導的態度,廣東隊全力決戰北京。不過廣東隊還是以零比一落敗。互射十二碼淘汰八一後,廣東隊在決賽與遼寧爭冠軍。雙方九十分鐘一比一打成平手後,球隊當然要準備加時。怎料大會突然決定廣東和遼寧並列冠軍。連蘇永舜也不肯定為甚麼會有此決定。但他聽聞過兩個說法:一是朱德在場觀戰,擔心球賽在晚間再賽下去,氣溫降底會影響他身體;二是現場觀戰的江青為了故意反潮流而不依國際慣例。

在香港學界中,有文革期間仍然擁護中共的國粹派。原來在其他華人社區也有類似的現象。文革剛結束時,廣東隊到菲律賓參賽,蘇永舜發現當地的華僑青年「嚮往國內的一切」,因為「他們所知道、所嚮往的事情,都是從當時我國《人民畫報》海外版等少數的書籍上得知的」。這些對祖國有浪漫想像的華僑青年向廣東隊的成員追問國內的種種,令親身經歷過文革的後者不懂得如何回應。後來經使館人員教導後,隊員學會勸喻僑胞「千萬不要一時衝動,貿貿然回到國內工作」。

蘇永舜的背景不但影響他的個人,也影響他兒女的發展。他後來藉到加拿大探親之機決定去國不返,放棄帶領國家隊出戰一九八二年亞運會的機會,完全可以理解。有趣的是,蘇永舜在書中也流露出他年青時對新中國的期許。1953年被他形容為「美好的年代」,因為「全國各族人民都沉醉在講究文明、平等互助的社會風氣中,當時物質生活豐富、物價便宜」。他參加了當年的十一國慶巡遊,蘇永舜說他當時是「懷着虔誠、崇高的敬意」的。

或許五十年代中後期的反胡風案和反右派運動是轉捩點。蘇永舜說:「反胡風、反右派之前的50年代初期,是民主集中制非常活躍、富有成效的年代,事事都經過民主協商,討論決定,事事都群策群力地總結經驗」。但在提及五十年代後期起的事時,蘇永舜對體制就沒有半點肯定。

那個理想,或許是一個被劃為「華僑地主」的年青人都曾支持過的。到底這樣的一個理想,為何最後卻變成了民族苦難?令到一個帶領中國隊與世界盃擦而而過的人也要移居海外?

蘇永舜簡介:1934年出生,廣東番禺人。1953年被選入中央體訓班足球隊,後被編入白隊,再被編入天津隊。1960年回廣州任教。文革初年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復出後帶領廣東隊取得一九七五年全運冠軍和一九七九年全國聯賽冠軍。一九八零年亞洲盃決賽週前,被任命為國家隊教練。他帶領中國隊參加一九八二年世界盃外圍賽,在附加賽不敵紐西蘭。是次為二零零二世界盃前中國隊最接近世界盃決賽週的一次。一九八二年赴加拿大探親時決定不回國。


文:wing

 

原刊於運動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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